靈遭受煎熬鞭打時，自己的身體本能地顫抖，那麼他就是基督。所以，儘管我讀過有關契訶夫生活中不夠檢點的若干材料，我仍然堅信，契訶夫這樣的作家，其精神世界的核心，是純潔而高貴的。

生活是可怕的，但我們不敢說出這個真理。聞一多詩曰：“有一句話說出就是禍”，其實大凡真理，說出來都是禍。卓別林的影片《凡爾杜先生》中有一段對白：

“活著有什麼好？”

“太多了，春天的早晨，夏天的夜晚，音樂，藝術，愛情……”

“愛情？就是說，有人被你的肉體所吸引……”

“不完全是這樣。”“活著的樂趣還真不少。”……

“我看嬰兒如果知道他們會出世，一定也會害怕的”……

用薩特式的存在主義的觀點看，活著本身是荒謬的，是沒有人跟我們商量過就胡亂將我們拋灑在這個世界上的一個冷酷的事實。於是我們編造了許多生活如何美好的童話，欺騙自己喝下一杯又一杯濃黑的苦酒。《普拉東諾夫》中的每一個人物，不論賣掉家園的還是謀得財產的，不論失去妻子還是獲得愛情的，在契訶夫的眼睛裡，都是“苦人兒”。普拉東諾夫之所以把自己打扮成“頑主”，恰恰是為了掩蓋自己“苦主”的真實處境。而“以樂景寫哀，倍增其哀”，普拉東諾夫越是玩世不恭，就越是從內部看清自己的純潔，看清自己其實沒有勇氣做一個壞人。好人是做不成的，壞人又做不到，結局便只能是“兩間餘一卒，荷戟獨彷徨”。

我們不能把《普拉東諾夫》這樣的戲劇，僅僅理解為是某種“時代的悲劇”、“時代的痛苦”或者“時代的黑暗”、“時代的罪惡”。成年的作家往往更會關注時代風雲，寫出“準風月談”，而年青的作家，往往更容易思考永恆性的問題，穿透性的問題。《普拉東諾夫》雖然故事性很強，但正如曹禺的《雷雨》同樣故事性很強一樣，時空交待得很清楚的故事探討的卻是一個普遍意義的天問。曹禺說宇宙是一口殘酷的井，人在裡面無論怎樣掙扎都沒有出路。《普拉東諾夫》不同樣如此嗎？我在劇場裡看到一半時，腦海裡就湧出了“掙扎”一詞。19歲的契訶夫，直覺地感受到了生活本質上的痛苦與荒謬。怎樣活，都是沒有意義的，或許唯有遊戲，然而遊戲也會弄假成真——輕薄調戲竟會招來真摯的愛戀。魯迅在《死火》裡說，要麼凍滅，要麼燒完。可普拉東諾夫既不甘心凍滅，又無勇氣燒完，於是只能“自食其心，欲知本味”，但本味又何能知？生活，太殘酷了。

生活的勇氣（2）

普拉東諾夫代表人類，看清了我們自己：“我害怕生活。”我們每天自以為在“生活”著，其實那不是“生活”，而是“躲避生活”。我們天天躲避著，逃竄著，躲到權力中，躲到名利中，躲到法律中，逃到家庭裡，逃到流俗裡，逃到愛情裡……然而我們不躲不逃，又能“怎麼辦”呢？這是車爾尼雪夫斯基提出的問題。後來，奧斯特洛夫斯基給了一個答案：“我不願意腐朽，我願意燃燒起來。”我們長期把奧斯特洛夫斯基僅僅當成一個共產黨英雄來理解，不能跳出狹隘的階級熱愛和階級仇恨，承認他也屬於探尋人類精神出路的偉大的俄羅斯作家之一。他所指出的“為共產主義事業而奮鬥”不過是燃燒我們生命的理想途徑之一，要旨在於避免“虛度年華”和“碌碌無為”。而要做到今人看去似乎很幼稚的這一點，卻需要極大的勇氣，無數的嘗試者都出師未捷或浪子回頭了。也許連這些，普拉東諾夫都看到了。所以，他的那句“我害怕生活”，不是魯迅式的狼在曠野裡的慘傷的嚎叫，也不是尼采式的雄獅迎著朝陽的怒吼，而是地地道道的“人”的聲音，我們的聲音。這裡，我們看到了十九歲作者的那顆菩薩的心。或許是懷著同樣的心境吧，張愛玲在真真假假揮灑了她的才華和機巧之後，說了一句：“因為懂得，所以慈悲。”由於這一句，我諒解了張愛玲所有的刻薄與膚淺。我知道，她努力撐起的驕傲後面，是一顆謙卑的心。

要我們給普拉東諾夫一個安慰或者是出路，我想大多數人不會勸他自殺與墮落。我們不能免俗，大抵還是如魯迅和奧斯特洛夫斯基一般，勸他振作，激他勇氣，勵他燃燒。這是我們給自己壯膽的一貫良方，也是躲避生活的最佳迷彩。

只是普拉東諾夫還要問：燃燒了，又怎麼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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