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的《辯證唯物主義》、《毛澤東選集》、《聯共（布）黨史》，等等，更是這些處長、廳長的重頭課。教學一般在夜晚和週末進行，為了讓這些大老粗聽得懂，記得住，用得上，他認真細緻地備課，用帶有西南官話音調的普通話把每一課都講得生動有趣，深受學員歡迎，其教學經驗曾印成小冊子在各地推廣。雖然工作平淡，也沒怎麼出人頭地，但他的心裡還是相當慶幸。像他這樣的人能為新政權接納和信任，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有合法的位置安身立命，甚至在年年評選先進工作者時榜上有名，就算很不錯了。他原先在舊軍隊和舊政府裡的同僚，有的在土地改革和“三反五反”運動中就被判刑，那個原長沙市市長甚至被槍斃，直到韓父死後多年的20世紀80年代才平反昭雪。　電子書　分享網站

城牆邊上的童年（2）

韓少功是家裡最小的孩子，大家都叫他“四毛”，是一個淘氣頑皮的傢伙。韓家坐落在長沙經武路，緊挨著古城牆的內側，城牆外邊就是大片的棚戶區，一排排用木板、油氈紙、茅草搭建起來的房子。四毛兒時的夥伴多數是居住在這些房子裡，他們的父母或者是踩三輪車的，或者是工廠裡的臨時工。相對他們而言，韓家的條件顯然要優越許多。韓家有當時較為罕見的陽臺和門廊，有獨立的前庭後院，可以種些瓜豆，養些雞鴨。生活條件上的差別並不影響孩子們之間的往來，實際上，韓家成了孩子們聚集的地方，像一個鴿子籠，四毛還是這一帶的孩子王，經常出一些歪點子讓大家玩開心。中午，大人瞌睡的時候，他就帶著夥伴們到處亂竄，探索一些陌生的地域，甚至做一些冒險的遊戲，直到傍晚帶著流血的傷口回到家裡，接受母親的一頓斥罵。有一次，他帶一幫子人到郊外“打游擊”，並準備在野外過夜，讓家長們慌亂了一整個夜晚，直到天快亮時才找到他們，把他們一頓好罵。學校老師也趕來嚴加訓斥。

但父親對一切顯得相當寬容。在韓少功的印象中，父親個頭中等，體態偏胖，話語不多，性格溫和，與嚴厲的母親相比算是一位慈父，臉上常常掛著一絲笑意。帶著軍旅生涯的遺習，他特別重視孩子的身體鍛鍊，要求他們天天晨跑，帶著他們游泳，把他們趕下鄉去勞動——如果學校不組織這樣的勞動，他就自己帶著他們去。在他看來，艱苦勞動是每一個人成才的基礎課。

應當說，韓少功充分享受了天真無邪的童年樂趣，身為小學生就從父親那裡學會了游泳、打乒乓球、騎腳踏車以及理髮，以至於他記得起的一件最為傷心的事情竟然是兩隻蝸牛的死亡。下雨的日子，他和夥伴們就興奮起來，他們一夥人便到陰僻的牆根或灌木林子裡逮蝸牛。這時，那些在陽光燦爛的日子裡彷彿已經滅絕的生物一下子全都活了過來，從旋殼裡伸出長長的脖子來覓食。這些不長眼睛又爬得極慢的東西，很容易成為孩子們的俘虜。四毛他們把抓來的蝸牛放在飽經戰火、佈滿彈孔的長沙城牆上比賽，看誰的蝸牛跑得快。比賽中勝出的兩隻蝸牛被他放在廚房的水缸裡飼養，每天從外面回來，四毛都要蹲在水缸邊靜靜地看它們慢慢地爬行，進入一種忘乎所以的狀態，彷彿自己就是那蝸牛。那天回來，他怎麼也找不到兩隻心愛的蝸牛。原來是水缸裡的水位太淺，母親舀水時把可憐的蝸牛也舀到鍋裡，並把它們煮熟了。看著蝸牛的屍體，這個母親怎麼也打不哭的孩子竟止不住眼裡的淚水。他從來都沒有哭得這麼慘。

1959年，韓少功剛上樂古道巷小學讀書，就趕上了50年代末那場吞沒千萬條人命的大饑荒。據統計，全國有三四千萬的人因饑荒而死去。有的人在路上恍恍惚惚地走著走著就倒下了，再也爬不起來。饑荒的普遍性和迫切性把人的存在還原為胃的功能，把種種道德理念變得虛妄，對人性進行逼供。在《我家養雞》等文章裡，韓少功記下了這樣的細節：

很多人餓出水腫病，胖胖的肉沒有色彩，父親便是如此，他走起路來顯得有些困難。街上乞丐三五成群，並且出現了搶劫。我曾親眼見到一個小搶劫犯呼地搶去一個工人模樣的人手中的熱饅頭，那人揪住他大哭大喊大打，硬要用水果刀殺了他，但他還是縮著腦袋把饅頭吞下去再說。

得了水腫的父親儘管氣喘吁吁，經常頭暈眼花，一坐下去就怎麼也站不起來，還是把單位上照顧他的一點黃豆、白麵，全都分給孩子們吃。做妻子的看不過去，給他買了一個牛肉罐頭，他卻說留得過節時大家一起吃才香。結果等不到過節，罐頭就被小偷拿走了，這讓妻子憤怒無比。

為了給大家補充營養，韓母到鄉下去，帶回四隻雞。這些生性活潑的物種成了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