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持續不斷的焦慮，缺乏各種快樂，特別是缺乏家庭快樂，這些都源自與生存手段有關的重重困難和不確定因素，使脾氣變糟，使心墮落，或者讓人走上放任沉淪和野蠻之路，或者狂熱興奮之路。

作為對這一新興機械化時代的世俗化傾向的反應，19世紀初的毒癮更加意味著罪惡和自掘墳墓。有毒癮者被視為折磨自己的魔鬼，陷入永恆的詛咒。柯勒律治視毒癮為罪人地獄般的自我折磨：“為地獄裡迷人的激情和罪惡所束縛，然而，借正確理解之遠望鏡，觀察和描述天堂，還有通向我同伴之路，該死的”。他認為，地獄就是……一個有病靈魂的狀態和自然結果，它自甘墮落，而且還被從前庇護它的器官病所折磨”。

這些變化——對人類行為和管制具有長遠影響——在歐洲文化中發展變化，享有特權的人服用鴉片通常被信任，而窮人不行。1805年，梅爾維爾勳爵（1742—1811）被指控貪汙的時候，他的妻子臥床不起，“僅靠鴉片酊支撐”

第三章　新發明的專利時代（2）

。同樣，在巴黎，貴婦人們需要用鴉片安慰自己時，不必躲躲藏藏。阿布昂公爵夫人（1785—1838）守寡不開心時就抽鴉片煙。她是拿破崙手下馬赫希爾？朱諾的###。馬赫希爾？朱諾被流放到伊利里亞省，他曾經派遣兩個營的克羅埃西亞部隊趕走杜布羅夫尼克的一隻夜鶯。後來他跳樓而死。她的沙龍為巴黎的那些才子們所喜愛。“來賓在這裡肯定可以遇上所有活著的波拿巴時期的遺老遺少；少數幾個作家和藝術家，他們的特色，就像他們的裝扮，具有更極端共和的偏見和方式。”煙是對她情感的一種慰藉，而不是過失。梅爾維爾夫人和阿布昂公爵夫人的行為，沒人認為是可恥的。但是，人們強烈反對把類似的習慣慢慢地傳給窮人。“服鴉片的習慣在可怕地蔓延，”塞繆爾？泰勒？柯勒律治（1772—1834）1808年哀嘆道，“在索普小鎮，藥商告訴我說，他通常在交易日賣兩到三磅鴉片，一加侖鴉片酊——全都賣給勞動階級——在整個蘭開夏郡和約克郡，那是下等社會的人們常要的量。毫無疑問，這需要法律的介入。”然而，對於富人來說，他認為公開宣傳比立法更可取。1816年，他對有利於保護高層有毒癮者的決定表示了極大的憤怒：誰敢以此汙衊威爾伯福斯先生在這一事的名譽？可是，他許多年來一直對此不可缺少。隨便找一個有名的藥師或醫生打聽一下，尤其在西城，有關高貴男女中這一禍害的發生的頻率。”

這個禍害的確害苦了一個出類拔萃的人。國王本人也依賴鴉片酊。喬治四世（1762—1830）從一個聰穎、生氣勃勃的男孩，長成一個健美的年輕人。值得讚譽的是，他是從一個毫無品味的家庭裡成長起來的唯一成功資助建築和藝術的人。然而，他一切都很奢華，不到30歲便成了一個肥頭大耳的酒色之徒。1811年當他仍是威爾士親王的時候，他用鴉片酊的事就已有名。那年秋季，他的父親因病無法理政，作為攝政王，他希望增補更多親臣的努力遭到失敗。這時他因奢侈無可挽回地陷入債務之中。後來，到了11月份，他在跳蘇格蘭高地舞時，扭傷了腳踝。這場事故引發了他身體的全面崩潰。他經常趴在床上，每隔三小時服100滴鴉片酊。侍臣威廉姆？弗裡芒特爵士（1766—1850）報告說：“他什麼也不願籤，跟誰都不談正事。”雖然親王的弟弟坎伯蘭公爵（1771—1851）　抗議說全是“假裝的”。弗裡芒特覺得，“他為眼前的一切如此擔心和困惑，覺得有必要採取斷然措施，他卻又深受困擾，全無勇氣，完全不知所措。”親王身體崩潰的現實，或者說他像奴隸一樣依賴鴉片的現實，是毫無疑問的。他深受折磨。他的醫生沃爾特？法古哈爵士（1738—1819）　如此說：“全身疼痛不堪，以致造成神經過敏，幾乎接近神經錯亂。”1812年親王從這場危機中恢復過來。但是，他的貪食和他的醫生不願違他的意，造成了他的鴉片酊用量斷斷續續但逐步地增長。

1820年繼位以後，他的惡習變得毫無節制。他狂飲櫻桃白蘭地和濫服鴉片酊，對此他的醫療顧問看法不一。威廉？奈頓爵士（1766—1836）認為，鴉片酊“會讓他發狂”；亨利？哈福特爵士（1766—1844）　認為，如果不給他鴉片酊，精氣會使他發狂；如果不有節制地給他服少量鴉片酊，他就會服更大的量”。這些放蕩沒有改善他的行為。樞密院書記員查爾斯？格雷維爾（1794—1865）發現他是“一個寵壞的、自私的、可惡的畜生。除了只知道讓自己快樂，什麼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