披露了《廣場》主編張元勳、沈澤宜在印刷廠被工人包圍的訊息。這樣，也就把自己推向了反右的第一線。

在隨後（6月24日）出版的《浪淘沙》第2期（已改為鉛印）發表的編輯部文章《現實告訴我們什麼？》，就以更加鮮明的態度，強調“思想戰線上的階級鬥爭還會有一個相當長的時間，鬥爭形式也是多種多樣的。人們應該在這場鬥爭中認清道路”，“（這）是維護社會主義和推翻社會主義的鬥爭，這種鬥爭是必然激烈，必然緊張，就不會像請客吃飯那樣輕鬆”。而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對“立場，觀點，方法”的強調：“不管你願意不願意，每一個人都應該經常給自己劃一個問號：我所站的是什麼立場，所持的是什麼觀點，所用的是什麼方法。它的確是使我們從亂絲般的現實中辨別方向，判明是非，分清敵我的法寶。”可以說《浪淘沙》的最大特色，就是它是自覺地以黨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投入反右運動，不僅批判右派言論，也批判一些所謂“中間派”的“糊塗觀點”。

今天重讀這些文章，卻也能從中多少獲得一些運動發展的資訊。例如前述《現實告訴我們什麼？》一文，就透露出“有人說‘太緊張了！’‘過分了！’‘白熱化了！’‘過分了！’搖擺於是非之間，站不穩立場”；另一面又有人以“左”的面目出現，“要求把譚天榮送上斷頭臺，也有人提出理髮工人、修鞋工人都拒絕為譚天榮服務等過分的要求”。另一篇中文系教授高名凱先生的文章，則真切地談出了在反右運動中知識分子的困境：“我們常常暴露這樣的思想情況，不知道要如何的和右派分子劃清思想界限，我們常常感到‘我說的話的確出諸誠意，的確有善良的動機，但卻和右派分子的言論有某些共同之處，我不知道如何和他們思想上劃清界限’”，他的結論是：“如果不是工人階級出來說話，如果不是黨報給我們敲響了警鐘，不少的知識分子就可能在所謂‘善良’的動機下作出危害人民的事情”，“這事情本身就說明我們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沒有徹底成功”。高名凱：《反右派鬥爭與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載《浪淘沙》第4期。

《紅樓》“反右派鬥爭特刊”與《浪淘沙》都發表了不少教授的文章與來信（《浪淘沙》還專門開闢了“老師的話”這樣的專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紅樓》“反右派鬥爭特刊”第4號的《馮至教授給本刊的信》。信中談到“《紅樓》的第一期和第二期，我是不大滿意的”，“總起來看，給人一種薄弱無力的印象，好像跟我們新青年應有的豪邁氣概配合不起來。其中甚至有個別的詩歌是晦澀的，帶有消極的、低徊的情緒”，“如今的《紅樓》與過去的不同了，精力飽滿，衝鋒陷陣，成為保衛黨，保衛社會主義的一隊尖兵”。來信最後表示“希望《紅樓》多發表一些歌頌黨，歌頌社會主義事業的文章。讓那些懷著惡意嘲笑我們‘歌功頌德’的市儈們滾開吧！歌人民之功，頌無產階級先鋒隊共產黨之德，是我們的天職。我們要讓歌頌的聲音響徹雲霄。讓那些險惡的醜類在我們嘹亮的歌聲中無地自容”。馮至是眾所周知的二十年代北大校園詩人與四十年代西南聯大校園詩人的代表，並且以“低徊”的吟唱而為世人所稱道。或許也正因為如此，他對《紅樓》詩歌裡出現的“低徊”詩風特別敏感；而在他看來，在新時代、新中國出現這樣風格的詩是“消極”的，說不定他還擔心這裡有自己的“不良影響”，這才有了“不大滿意”的表態。　txt小說上傳分享

燕園的三個學生刊物（16）

而《紅樓》裡的這些詩歌果然在反右運動中受到了嚴厲的批判，如我們在前文所引的《戀歌》、《回答》這一組情歌就被斥為是“男女間十分淺薄庸俗的調情”，而對《東陽江》的作者更是厲聲質問：“為什麼‘喜歡憂鬱地在樹叢穿行’？為什麼拼命歌頌江水的‘反抗’和礁石的‘驕矜’？為什麼表露著自己無限的憤慨、悲涼的情調？”翟奎曾：《評〈紅樓〉》，《紅樓》第5、6期。調子顯然比馮至高得多了。

馮至所提出的校園學生刊物應該大唱黨的讚歌，“成為保衛黨，保衛社會主義的一隊尖兵”的期待，在編輯部改組以後的《紅樓》，特別是《浪淘沙》的編輯工作中，得到了相當自覺與完滿的實現。《浪淘沙》曾特地編輯了“媽媽生日好”的專欄：“把我的心，/給你獻上”，“我用生命為你歌唱”，“我們永遠是葵花，/共產黨永遠是太陽。/誰要侵犯太陽，/誰就只有自取滅亡！”《“七一”，把我的心給你獻上》（據大字報改寫）；莽：《給黨》；狄葵：《太陽頌》，《浪淘沙》第3期。而對右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