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道德去說話”。《學術救國》，《胡適文集》卷12《胡適演講集》，頁454。這是胡適的一個一貫的最基本的思想，也是他的“好政府主義”的核心：據有“良心、知識、道德”優勢的知識分子精英，應該對政府起“監督”與“指導”作用，也應該是民眾與年青人的“導師”。在1929年所寫的一篇評論孫中山“行易知難說”的文章中，他一再強調“知的作用便是幫助行，指導行，改善行。政治家雖然重在實行，但一個制度或政策的施行，都應該服從專家的指示”。《知難，行也不易》，《胡適文集》卷5《人權論集》，頁598。而在另一篇題為《再論建國與專制》的文章裡，他把自己的意思表達得更為清楚：“應該有第一流人才集中的政治，應該有效率最高的‘智囊團’政治，不應該讓第一流的聰明才智都走到科學工業的路上去，而剩下一批庸人去統治國家。”《再論建國與專制》，《胡適文集》卷11《胡適時論集》，頁376。胡適因此提出了“專家政治”的概念《知難，行也不易》，《胡適文集》卷5《人權論集》，頁600。，他的所謂“好人政府”其實就是實行“專家政治”的政府，是一個強者、賢者統治的政權。前面我們說過，胡適所設計的現代化模式是以國家強權為中心的，這一點與洋務運動、戊戌政變的思路存在著內在的相通；但這也是相對的，其中一個重要的區別是，知識分子在這樣的“國家強權為中心”的現代化模式中的地位：無論是洋務運動，還是戊戌政變，知識分子實際扮演的都是幕僚的角色，他們對處於中心位置的皇權或政治強權人物，依然存在著一種依附關係；但胡適可能是受到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知識分子在民間的中心地位的歷史經驗的鼓勵，他現在所要追求的是知識分子在國家政權中的中心地位，是要成為政治家的指導者，甚至自己就來充當擁有強權的“領袖”。如果說洋務運動以來的知識分子的位置都在國家、政府的權力中心的周圍，五四新文化運動是知識分子第一次從國家、政府走向民間，並試圖建立北京大學這樣的民間思想文化中心，以與國家權力中心相對抗；那麼，現在，胡適又試圖回到國家、政府的權力結構，並試圖自己去佔領中心位置。——這樣的知識分子的“位置的移動”本身就是很有意思的。

北京大學教授的不同選擇（19）

我們的討論再深入一步，就會遇到這樣兩個問題：其一，胡適們的“專家政治”的實質是什麼？其次，在現代中國的歷史條件下，胡適們的“專家政治”的理想能夠實現嗎？在中國現代政治的結構中，他（他們）最後將實際扮演一個什麼角色？

先談第一個問題。

我們首先注意到，前面引述的那篇《再論建國與專制》的文章，是在1930年代關於“開明專制”問題的論爭中發表的。有意思的是，這場爭論的發動者，都是胡適圈子裡的朋友，他們鼓吹“開明專制”的主要理由是：欲達到“工業化”的目的，“則國家非具有極權國家所具有的力量不可”錢端升：《民主政治乎？極權政治乎？》，原載《東方雜誌》31卷1號。，這與胡適“好政府主義”強調“強有力的國家”是同一思路。但胡適本人卻是明確表示了反對的意見；他在《再論建國與專制》等文中陳述的“理由”卻很耐尋味。他說他“不信中國今日有能專制的人，或能專制的黨，或能專制的階級”，並且“不信中國今日有什麼大魔力的活問題可以號召全國人的情緒或理智，使全國能站在某個領袖或某黨某階級的領導之下，造成一個新式專制的局面”。不難看出，他只是認為“中國今日”並不具備實行“開明專制”的條件，卻沒有否認“開明專制”本身。當進一步闡述他的觀點時，就說得更清楚：他認為，“民主憲政只是一種有幼稚的政治制度，最適宜於訓練一個缺乏政治經驗的民族”，它“不甚需要出類拔萃的人才”，可以“給多數平庸的人有個參加政治的機會”，“最適宜於收容我們這種幼稚阿斗”，因而是當下中國所需要的；但從根本上說，胡適所追求的還是“英傑的政治”《再論建國與專制》，《胡適文集》卷11《胡適時論集》，頁374—378。，“這種政治的特色不僅僅在於政權的集中與弘大，而在於充分集中專家人才，把政府造成一個完全技術的機關，把政治變成一種最複雜紛繁的專門技術事業，用計日程功的方法來經營國家人民的福利”。《一年來關於民治和獨裁的討論》，《胡適文集》卷11《胡適時論集》，頁509。這就是胡適一直鼓吹的“專家政治”，他又稱之為“研究院的政治”——這一命名所揭示的正是“進研究室主義”與“好政府主義”的內在聯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