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滿足於做“學閥”，他更願意充當指導國家政治的“國師”。正是這個“國師情結”，成了胡適不斷地宣稱“不談政治”，進而反對青年學生干預政治，而自己終於免不了談政治，進而實踐政治的內在的思想與心理的動因：真正熱衷於政治的，其實正是胡適自己。胡適等政治改革主張的核心，就是提倡“好政府主義”。這可以說是貫穿胡適一生的政治目標。其要點有二。首先是強調“政府（國家）”的地位與作用，強調“政府是有組織的公共的權力。權力為力的一種，要做一事，必須有力”。《好政府主義》，《胡適文集》卷12《胡適演講集》，頁716。胡適在1922年所寫的《五十年來之世界哲學》最後一節“五十年的政治哲學的趨勢”裡談到了“從放任主義到干預主義”的發展，也是強調國家對政治、經濟、文化生活的全面干涉。胡適認為“干涉主義”可能會引起誤會，因此可以稱為“政治的工具主義”，即“現代政治的問題不是如何限制政府的許可權的問題，乃是如何運用這個重要工具來謀最大多數的福利的問題”。《五十年來之世界哲學》，《胡適文集》卷3《胡適文存》2集，頁308—310。胡適等因此提倡一種“有計劃的政治”《我們的政治主張》，《胡適文集》卷3《胡適文存》2集，頁329。，要求把人民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生活都納入到國家的統一“計劃”中去。1928年胡適訪問蘇聯，曾對蘇聯式的“有理想，有計劃，有方法的大政治試驗”表示“心悅誠服”，這並不是偶然的；胡適甚至還提出了一個“新自由主義”或“自由的社會主義”的概念。《歐遊道中寄書》，《胡適文集》卷4《胡適文存》3集，頁42—43，頁47。胡適晚年對此有一個反省，提出“一切計劃經濟都是與自由不兩立的，都是反自由的”，《從〈到奴役之路〉說起》，《胡適文集》卷12《胡適演講集》，頁831—832。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北京大學教授的不同選擇（18）

胡適提倡“強有力的政府”的“計劃政治”，其背後是一箇中國實現現代化的模式，即是依靠國家強權和強有力的政治領袖，實行社會總動員與高度的組織化，以集中全國人力物力，實現現代化。這一思路是貫穿二十世紀的：最初的洋務運動與戌戍政變就是企圖透過清王朝內部的變革，重振皇權的權威，或建立光緒皇帝的個人權威，使國家逐漸走向現代化道路。但腐敗不堪的滿清政府已無重振皇威的可能，這才有了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革命勝利後的混亂，又使一部分知識分子不惜支援袁世凱稱帝來重建權威。但袁世凱的復辟——實行個人獨裁，以孔教為國教，強化思想控制，打破了“權威立國”的幻想，人們開始尋找實現現代化的新思路，這才有了蔡元培的北京大學與五四新文化運動，試圖依靠知識與知識分子自身的力量，透過思想啟蒙，喚起國人的自覺，自下而上地進行中國社會的變革。現在胡適等人提出的“好政府主義”實際上正是要回到依靠國家強權實現現代化的這條道路上來。而魯迅也正是在這一點上，提出了他的質疑；他在1925年的一封通訊裡，指出：“大約國民如此，是決不會有好的政府的；好的政府，或者反而容易倒”，“我想，現在的辦法，首先還得用那幾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經說過的‘思想革命’”。《通訊（一）》，《魯迅全集》卷3，頁22—23。顯然，魯迅堅持的仍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從改造國民、啟發國民覺悟入手，依靠民眾的自下而上的改革道路，與胡適確實有著不同的思路。

但對於胡適們來說，袁世凱個人獨裁、復辟的歷史教訓卻是無法迴避的；強權政府的建立會不會導致權力的濫用呢？胡適自己也意識到這個問題，他說：“人類有劣根性，不可有無限的權力”，“‘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免不了濫用權力以圖私利了”。《好政府主義》，《胡適文集》卷12《胡適演講集》，頁718。胡適的對策，一是提出“憲政的政府”、“公開的政府”（財政公開、公開考試等），試圖透過這樣一些制度性建設來起“監督”與“管束”的作用；但他認為最根本性的，“政治改革的惟一下手工夫”還是“好人”執政。《我們的政治主張》，《胡適文集》卷3《胡適文存》2集，頁328、329。所謂“好人”，據胡適等在《我們的政治主張》裡的說明，是指“國內的優秀分子”，其實就是他們自己這樣的“知識分子精英”。胡適對此是當仁不讓的；在我們前面引述過的《學術救國》的演講裡，他就是這麼說的：“社會送給我們的領袖的資格，是要我們在生死關頭上，出來說話做事”，“我們就應該本著我們的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