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可守。”這就是他有名的“三不主義”。王安石甚至揚言：“當世人不知我，後世人當謝我。”有此信念，他理直氣壯，他信心百倍，他無所畏懼。

三　針鋒相對（2）

的確，王安石的變法具有獨斷專行不計後果的特徵。熙寧四年（公元1071年），開封知府韓維報告說，境內民眾為了規避保甲法，竟有“截指斷腕者”。宋神宗問王安石，王安石不屑一顧地回答說，這事靠不住。就算靠得住，也沒什麼了不起！那些士大夫尚且不能理解新法，何況老百姓！這話連神宗聽了都覺得過分，便委婉地說：“民言合而聽之則勝，亦不可不畏也。”但王安石顯然不以為然。在他看來，就連士大夫的意見，也都是可以不予理睬的，什麼民意民心之類，就更加無足掛齒！即便民眾的利益受到一些損失，那也只是改革的成本。這些成本是必須付出的，因此也是可以忽略不計的。

王安石的一意孤行弄得他眾叛親離。朝中那些大臣，有的原本是他的靠山，如韓維、呂公著；有的原本是他的薦主，如文彥博、歐陽修；有的原本是他的領導，如富弼、韓琦；有的原本是他的朋友，如範鎮、司馬光。但因為不同意他的一些做法，便被他全部趕出朝廷（悉排斥不遺力）。司馬光出於朋友情分，三次寫信予以勸諫，希望他能聽聽不同意見，王安石則是看見一條駁一條。如此執迷不悟，司馬光只好和他分道揚鑣。

前面說過，司馬光他們原本也是改革派，只不過和王安石相比，他們更看重效果而已。實際上北宋時期的舊黨和晚清時期的徐桐、剛毅之流根本就不可同日而語。後者是真正的腐朽愚昧，前者卻是明白人。正因為是明白人，就不能只圖一時痛快，不考慮實際效果。可以肯定地說，對於帝國和王朝的弊病，司馬光比王安石看得更清楚，更透徹。這是他主張漸進式改革的原因所在。不要以為變法就好。有好的變法，有不好的變法。前者催生國富民強，後者導致國破家亡；而一種改革究竟是好是壞，也不能看動機，只能看效果。

然而王安石變法的效果實在是不佳，甚至與他的初衷背道而馳。新法的本意，是民富國強，結果卻是民怨沸騰，甚至發生了東明縣農民一千多人集體進京上訪，在王安石住宅前鬧事的事件。就連一個被王安石獎掖提拔的看守城門的小官鄭俠，也在熙寧七年（公元1074年）四月畫了一張《流民圖》進呈天子御覽。鄭俠同時還附了一道奏疏，說微臣在城門上，天天看見為變法所苦的平民百姓扶攜塞道，質妻鬻子，斬桑拆屋，橫死街頭，實在是忍無可忍。因此懇請皇上罷廢害民之法，“延萬姓垂死之命”。而且鄭俠還賭咒發誓，說如果廢除新法之後十日之內不下雨，請將臣斬首於宣德門外，以正欺君之罪。

這一事件讓神宗大為震驚。據說他觀圖以後心如刀絞，一夜不眠，兩宮太后（太皇太后和皇太后）甚至聲淚俱下地說“安石亂天下”。這不能不讓皇帝動心。畢竟，天下大旱已整整十個月，難道真是新法弄得天怒人怨？於是下詔暫停青苗、免稅、方田、保甲八項新法。詔下三日之後，天降大雨，旱情立解。

這當然未免太有戲劇性，因此只能視為小說家言，姑妄聽之。但王安石變法的不得人心卻是事實，最後揹著擾民和聚斂的惡名走向慘敗也是必然。但這種結果，又實在未免太具悲劇性，不但宋神宗和王安石想不通，我們也想不通。

那麼，事情為什麼會是這樣？難道他的新法真有問題？

並非如此。

四　事與願違（1）

熙寧變法的失敗，宋神宗和王安石無疑都有責任。宋神宗太急功近利，急於求成；王安石則太固執己見，一意孤行。但就事論事，就法論法，這些新法本身卻並無大錯。它們無一不是出自良好的願望，甚至是很替農民著想的。這次變法，不該是這個結果。

就說“青苗法”。

平心而論，青苗法應該是新法中最能兼顧國家和民眾利益的一種了。我們知道，一年當中，農民最苦的是春天。那時，秋糧已經吃完，夏糧尚未收穫，正所謂“青黃不接”。但換一個角度看，這時農民又其實是有錢有糧的。這個“錢糧”，就是地裡的青苗，只是暫時不能“兌現”而已。於是那些有錢有糧的富戶人家，就在這個時候借錢借糧給農民，約定夏糧秋糧成熟後，加息償還。利息當然是很高的，是一種高利貸。還錢還糧也一般不成問題，因為有地裡的青苗作擔保，是一種“抵押貸款”。當然，如果遇到自然災害，顆粒無收，農民就只好賣地了。土地的兼併，便由此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