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的人騰出了時間，社會上的閒散人員則多了一條生路，兩全其美。所以，後來廢除免役法，恢復差役法時，就連所謂“舊黨”中人也不以為然。蘇軾就說，免役、差役，各有利弊。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怕不容易。範純仁也說，差役一事，應當緩行。可見此法是得人心的。

其實免役法是當時所能想出的最好辦法。當然，治本之法是徹底免除力役。但這並不可能做到，而能夠想到以僱役代派役，以免役錢代服勞役，我們已經不得不驚歎王安石觀念的超前了。因為這種辦法用現代語言來表述，就是“貨幣化服役”，類似於今天的“貨幣化分房”，只不過兩者的目的不同而已，但思路卻有著驚人的一致。

看來，王安石的變法方案並非一時衝動，而是深思熟慮的結果。它相當科學，而且至少在理論上是可行的。最高當局的決心也很大，併為此專門設立了類似於“國家體改委”的變法領導機構“制置三司條例司”。未幾，均輸、青苗、水利、免役、市易、方田、均稅、保甲、保馬諸法相繼出臺，一場關乎國運興衰、民心順逆的重大改革運動在全國鋪開。

但宋神宗和王安石都沒有想到，這次改革，不但阻力重重，而且一敗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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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針鋒相對（1）

反對變法的頭號人物是司馬光。

司馬光也不是等閒人物。他的文章道德，都足以和王安石相抗衡。王安石生活儉樸，司馬光不喜奢靡（聞喜宴獨不戴花）；王安石才高八斗，司馬光學富五車（著有《資治通鑑》）；王安石忠心耿耿，司馬光憂國憂民；王安石勇於任事，司馬光敢於直言；王安石上過萬言書，司馬光也上過“三紮子”（一論君德，二論御臣，三論揀軍）。可見司馬光和王安石一樣，也一直在關注和思考著國家的命運與前途。還有一點也很相同，即他們都不是空頭理論家，也都不是書呆子。在處理具體政治事務時，都能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辦法來。宋仁宗寶元年間，樞密副使龐籍出知幷州，任司馬光為通判。當時，河西良田常常為西夏蠶食，並構成對河東的威脅。司馬光便建議在麟州築堡防禦，同時招募農民耕種這些良田。這樣，不但無地的農民獲得了土地，國家的邊防也得到了加強。種地的農民多了，糧價就會下跌，這又能平抑河東的物價，也免得要從遠處運送軍糧，正可謂一箭四雕。這樣一種“屯墾戍邊”的方案，也是可以和王安石的某些新法相比美的。所以，司馬光和王安石，都是國家的棟樑之才。他們兩個相對抗，那可真是棋逢對手，將遇良才。

但這只是就所謂新舊兩黨的領袖人物而言。要說他們的“黨羽”，就不成比例了。王安石這邊多為小人，比如他的得力干將呂惠卿就是。呂惠卿是王安石著力培養提拔的人，變法伊始就在“制置三司條例司”擔任實際工作，是這個“國家體改委”的“常委”甚至“常務副主任”，以後又和另一個新黨重要人物韓絳併為王安石的“哼哈二將”，時人稱韓絳為新法的“傳法沙門”，稱呂惠卿為新法的“護法善神”。但就是這個呂惠卿，為了自己能夠大權獨攬，居然在王安石遇到麻煩時落井下石，誣陷王安石參與謀反。可惜這個罪名實在太過荒謬，因此王安石罷相以後又恢復了相位。呂惠卿賊心不死，又將王安石寫給自己的一些私人信件丟擲。寫這些信的時候，王安石出於對呂惠卿的信任，寫了“不要讓皇上知道”（無使上知）的字樣。這是有欺君嫌疑的，比胡風的那些私人信件性質還嚴重。王安石知道自己在京城呆不下去了，於是辭去官職，並從此告別政壇。這個呂惠卿，難道不是小人？

舊黨這邊卻是人才濟濟。司馬光、歐陽修、蘇東坡，個個都是重量級人物。其餘如文彥博、韓琦、範純仁，亦均為一時之選。更重要的是，他們原本也都是改革派。比如樞密使文彥博，就曾與司馬光的恩師龐籍一起冒死進行過軍事制度的改革；韓琦則和範純仁的父親范仲淹一起，在宋仁宗慶曆年間實行過“新政”。而且，從某種意義上說，范仲淹的新政正是王安石變法的前奏。事實上正如南宋陳亮所言，那個時期的名士們“常患法之不變”，沒有什麼人是保守派。只不過，王安石一當政，他們就做不成改革派了，只好去做保守派。

那麼，原本同為改革派且都想重新整理政治的新舊兩黨，他們分歧究竟在哪裡呢？

在動機與效果。

王安石是一個動機至上主義者。在他看來，只要有一個好的動機，並堅持不懈，就一定會有一個好的效果。因此，面對朝中大臣一次又一次的詰難，王安石咬緊牙關不鬆口：“天變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