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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奮不顧身”的品質常常被人們視為一種美德，然而我們在讚不絕口的同時是不是也應該多一點思考？奮不顧身當然很崇高，但奮不顧身的人往往也很難為他人著想；而一個連自己都保不住的人，也未必保得住國家。為什麼呢？因為國家並不是一個抽象的東西，它是由一個個具體的人組成的。因此國情其實就是人情。不懂人情的人，其實也不會懂國情。不懂國情，你又怎麼保衛國家呢？

忠心耿耿也如此。忠心耿耿是優點，但往往同時也是缺點。因為忠心耿耿的人往往固執己見。他們總以為既然自己是“忠”，則別人（持不同政見者）一定是“奸”；既然自己是“一心為公”，則別人（持不同政見者）一定是“一心為私”。這又哪裡聽得進不同意見？如果不能廣泛聽取不同意見，又豈能做出正確的判斷和決策？結果是，一旦他們做出某種決定，便一定自以為是，而且一意孤行。因為在他們看來，自己的決定是為公的，不是為私的。處以公心，就無所畏懼。無私者無畏嘛！

這下子麻煩就大了。實際上，作為一個政治家，還是有所畏懼的好。有所畏懼，謀劃才周全，行事才周到，計慮才周密。尤其是削藩這樣風險極大的事，絕非憑著書生意氣就可以進行的。書生意氣只能屬於書生，不能屬於政治家。政治家最忌諱的，就是意氣用事。政治家當然也要做非常之事，否則就不是政治家了。但是，首先，他事前一定要深思熟慮，要把來龍去脈和利害關係都想清楚了，把各種可能性都考慮周全，做好最壞的打算，才能下決心。其次，事情發生以後，他一定得臨危不懼，鎮定自若，不能自亂陣腳，更不能臨陣脫逃。第三，對於已然發生的問題，包括種種不測，他要有足夠的智慧去解決，而且是指揮若定地逐一解決。用蘇東坡的話說，就是“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為之圖”。可惜的是，這三條，晁錯一條也做不到。

六　晁錯之錯（2）

晁錯主張削藩雖然很早，考慮卻不周全。我們只看到他極力鼓吹削藩，卻沒看到他做過什麼“可行性研究”，提出什麼“可操作方案”。對於由此而可能導致的風險，他只有“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一句空話。諸侯反了怎麼辦，他是沒有對策的。顯然，他只想到了“應該去做”，沒考慮“能不能做”，以及“如何去做”。他對削藩的困難明顯估計不足，對雙方的情況明顯掌握不夠，既不知己，也不知彼，焉能不敗？還有一點也很不好：他太想盡早完成這一偉業了。結果勢必急功近利，不講策略，草率從事。這就既沒能做到事先“知其當然”，又不能做到事後“徐為之圖”。

更糟糕的是，他也沒能做到“事至不懼”。七國反漢後，缺乏足夠思想準備的漢景帝方寸大亂，心急如焚。這時，他最需要的，是晁錯拿出切實可行的辦法來幫他解圍。可惜，晁錯是書呆子，不是政治家。他不但沒有什麼錦囊妙計，反倒手忙腳亂不知所措，情急之下竟然想出了兩個餿主意。正是這兩個餿主意，直接把他自己送上了斷頭臺。

第一個餿主意是殺袁盎。吳楚七國造反後，晁錯就和自己的副手、下屬商量要殺袁盎。晁錯是御史大夫，御史大夫的副手有兩個，一個叫御史丞，一個叫御史中丞，下屬就是御史。晁錯說，袁盎這傢伙，接受吳王的賄賂（夫袁盎多受吳王金錢），總說吳王不會造反（專為蔽匿，言不反），現在卻果然反了（今果反）。我們應該殺了袁盎，就知道他們搞什麼鬼了（欲請治盎宜知計謀）。晁錯的副手和下屬卻不贊成。副手和下屬說，事情還沒發生時，這麼整一下，或許還有好處（事未發，治之有絕）。現在叛軍都打過來了，殺袁盎又有什麼用（今兵西鄉，治之何益）！再說袁盎身為朝廷大臣，也不應該和吳王有陰謀（且袁盎不宜有謀）。晁錯聽了，猶豫不決，袁盎卻得到了訊息，透過竇嬰求見皇上，提出了“方今計獨斬晁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削地，則兵可無血刃而俱罷”的對策，被漢景帝採納，晁錯也就“衣朝衣斬東市”。這可真是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就連司馬遷也批評說：“諸侯發難，不急匡救，欲報私仇，反以亡軀。”晁錯這一著，是不是臭棋？

第二個餿主意就是提出要景帝御駕親征，自己留守京城。誰都知道，帶兵打仗，是最危險的；留守京城，則是最安全的。國難當頭之時，任何忠臣，都應該把危險留給自己，安全留給皇上，何況這“國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