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是有利於帝國之長治久安的。

既然遲早要削藩，那麼“長痛不如短痛”。既然決心要削藩，那就不能“吃柿子專揀軟的捏”。不論從哪個角度看，吳王都首當其衝。只有把吳楚這兩個最強最大最牛逼的王國壓下去，其他諸侯才會就範。所以，晁錯的話──“削之亦反，不削亦反”，真不如改成“反之亦削，不反亦削”，總之是要拿他開刀，沒什麼冤不冤的。

三　是非功過（1）

現在看來，漢景帝這一刀是開對了。“七國之亂”平定後，漢初分封的王國有的變成了郡縣，有的分裂成小國，大都名存實亡。這就為漢武帝的大顯身手創造了條件，漢的國祚也因此延續了三百多年。所以，司馬遷把景帝一朝稱作“安危之機”，史家也公認削藩乃“治安之策”。從此，“封建制”和半封建半郡縣的“郡國制”徹底退出歷史舞臺。以後的歷代王朝，雖然也分封子弟，但都是隻有虛名沒有實權的，唯獨西晉是個例外。西晉開國以後，又倒退到西漢初年的“半封建半郡縣制”，結果是釀成“八王之亂”，自取滅亡。

這樣看，晁錯豈非高瞻遠矚？

實際上，藩國過於強大，必定威脅中央，對於這一點，許多人都有共識。晁錯的死對頭袁盎，就對漢文帝說過“諸侯大驕必生患，可適削地”的話。當然，袁盎說這個話，只是針對驕橫無禮的淮南厲王劉長，不像晁錯那樣把削藩看作基本國策。但要說當時的朝廷重臣都是糊塗蟲，鼠目寸光，尸位素餐，都不如晁錯高瞻遠矚，深謀遠慮，恐怕也不是事實。

然而晁錯卻幾乎遭到一片反對，甚至“世人皆曰可殺”，這又是為什麼？

這裡有三個方面的原因，首先是當時的意識形態和治國理念所使然。我們知道，秦，是以法家思想為國家意識形態的；漢，在武帝以前，則以道家思想為國家意識形態。漢景帝的親孃竇太后，更是一個極其尊崇道家學說的人，以至於“景帝及諸竇不得不讀《老子》尊其術”。所以，漢景帝母子君臣，大約都是“黃老門徒”，只不過竇太后是個“死硬派”，漢景帝的態度要溫和一些。有一次，儒生轅固和道家黃生辯論湯武革命的事。黃生說，帽子再破，也得戴在頭上；鞋子再新，也得穿在腳下。商湯是夏桀的臣，怎麼能代夏而立？周武是殷紂的臣，又怎麼能代商而立？所以，湯武不是革命，而是謀反。轅固反問：照你這麼說，我們高皇帝代秦而立，也不對了？漢景帝一看情況不對，只好打圓場說：吃肉不吃馬肝（有毒），不算不知味道。做學問不討論湯武革命，不算沒有知識。

漢景帝給儒道兩家的爭論和了稀泥，竇太后就沒有那麼好說話了。竇太后把轅固叫了去，要他讀《老子》。轅固撇了撇嘴巴說，這是家奴童僕之書。竇太后勃然大怒，要轅固到角鬥場和野豬搏鬥，多虧景帝挑了把好刀給他，這才死裡逃生。我們知道，景帝一朝，竇太后也是當家人，對當時政治的影響很大。她老人家態度如此，大家自然也都是信奉道家的。

那麼，道家的治國理念是什麼呢？是“清靜無為”。他們追求的是“垂衣裳而天下治”，講究的是“治大國者曰烹小鮮”，主張的是“以靜制動以柔克剛”，相信的是“一動不如一靜”，“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什麼叫“治大國者曰烹小鮮”呢？就是說，治理一個大國，就像煎小魚小蝦，只能文火慢熬，不能大動干戈。所以，即便要削藩，也只能慢慢來，火到豬頭爛，功到自然成。像晁錯那樣急火攻心，還能不壞事？

第二個原因，是大家都認為七國造反，全是晁錯惹的禍。劉濞有沒有問題？有。比如“稱病不朝”就是。稱病不朝當然是“失藩臣之禮”。但劉濞裝病是有原因的，原因就是他的太子入朝覲見的時候，由於一點小事被當時還是皇太子的漢景帝殺了，從此兩家關係不好。以後又怕皇帝殺他，就更不肯來朝了。所以，裝病，“計乃無聊”。後來，文帝賜吳王几杖，又準其告老不朝，關係也就改善了。可是晁錯偏偏沒事找事，引火燒身，摸那老虎的屁股，終於惹下大禍。那麼，不整治他，整治誰？

三　是非功過（2）

當然，七國之亂是不是晁錯惹的禍，可以討論。即便是晁錯惹的禍，是不是一定要讓他去頂罪，也可以討論。問題是，當時竟然沒有一個人幫他說話，袁盎“誅晁錯”的建議卻反倒代表了大多數人的意見。這說明什麼呢？說明他在朝中十分孤立。這也是晁錯被殺的第三個原因──他不但這次“犯了眾怒”，而且平時就“不得人心”。

毫無疑問，對於所謂“不得人心”也要做分析，看看是不得哪些人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