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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這有風險。因為沒有哪個藩王是願意被“削”的。人家到嘴的肥肉，你生生地奪了去，就連阿貓阿狗都不會願意，何況鳳子龍孫財大氣粗的藩王？那不逼得他們狗急跳牆才怪！所以景帝和群臣都很擔心，我們削藩，他們會不會造反？晁錯卻不以為然。晁錯說：“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也就是說，削藩，他們造反；不削藩，他們也會造反。現在削藩，他們馬上就反，但是為害尚小。暫不削藩，他們反得遲一些，但是後患無窮。因為那時他們已羽翼豐滿，存心造反，你可怎麼收拾？所以得“先下手為強”。　。　想看書來

二　削藩其事（2）

可見，削藩，是建立在藩國必反的前提下的。那麼，吳王他們果真要反嗎？

這當然也不是一點依據都沒有。比如前面提到的鄧公，就說過“吳王為反數十年矣”的話。吳王自己，也說他“節衣食之用，積金錢，修兵革，聚穀食，夜以繼日，三十餘年矣”。但這也只是一說，而且都是事後說的。事實上，吳王造反，事前並無證據。“七國之亂”平定後，政府軍在他們那裡也沒找到什麼“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相反，《史記》、《漢書》都說“吳王濞恐削地無已，因以此發謀，欲舉事”，或者“吳王恐削地無已，因欲發謀舉事”，即都認為吳王的造反是削藩逼出來的，也可以說是“正當防衛”或“防衛過當”。至於晁錯彈劾楚王和膠西王的那些事，比如楚王在太后喪期亂搞女人，膠西王賣了官爵，也都不能說是“罪大惡極”。當然，晁錯是御史大夫（副總理兼監察部長），彈劾這些諸侯是他份內的工作。但如果以此作為削藩的理由，那就是找茬子了。

不過，吳王不反，不等於別人不反；此刻不反，不等於將來不反；劉濞本人不反，不等於他的兒子孫子不反。曹操沒有篡位，曹丕不是篡了？朱元璋一死，燕王朱棣不就反了？而且口號也是“清君側”。當然，曹丕也好朱棣也好，都是後來的事，我們不能據此反推劉濞或他的兒子孫子也是要造反的。但諸侯坐大，對於皇權確實是威脅，曹丕和朱棣就是證明。所以，站在帝國的立場，削藩確實是對的。如果任由諸侯擁兵自重，造反的事就遲早會要發生。我們不能不佩服晁錯的深謀遠慮。

何況正如黃仁宇先生所言：“根據當日的觀念，造反不一定要有存心叛變的證據，只要有叛變的能力也可以算數。”（《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何況劉濞不但有能力，也有形跡，比如靠著財大氣粗，廣散錢財，招兵買馬，籠絡人心，而且專門招募那些亡命之徒。這不是想造反又是什麼呢？漢景帝也說，吳王大力發展鑄銅和煮鹽產業（吳王即山鑄錢，煮海為鹽），用這些收入來吸引人才（誘天下豪傑），一大把年紀了還公然造反（白頭舉事），如果沒有萬無一失的準備，會跳出來嗎（此計不百全，豈發乎）？所以，滅吳，也不算冤。

其實，就算吳王劉濞是冤枉的，這個冤大頭也只好由他來當。因為削減藩國領地，削弱諸侯勢力，最終取消封建制的藩國，將“半封建半郡縣”的“郡國制”變成徹底的“郡縣制”，是歷史的必然趨勢；而郡縣與封國並行的“郡國制”，則是新舊兩種制度討價還價和政治妥協的結果，是漢代統治集團在建國之初的權宜之計。而且，這種不倫不類的制度給西漢統治集團帶來了不小的麻煩，不是異姓王造反，就是同姓王叛亂。柳宗元在他的《封建論》裡就說了這個問題。柳宗元說，公元前201年，韓王信反。高祖前往平叛，被困七天。這就是“困平城”。公元前196年，淮南王英布反，高祖又前往平叛，被流矢所中，一命嗚呼。這是“病流矢”。此後，惠帝劉盈，文帝劉恆，景帝劉啟，“陵遲（衰微）不救者三代”。相反，中央集權的郡縣制卻充分地體現出它的優越性。秦末天下大亂，然而“有叛人而無叛吏”（有起來叛逆的民眾卻沒有起來叛逆的官員）。漢初天下大亂，然而“有叛國而無叛郡”（有起來叛逆的封國卻沒有起來叛逆的郡縣）。中唐天下大亂，然而“有叛將而無叛州”（有起來叛逆的將領卻沒有起來叛逆的州府）。歷史證明，郡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