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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謀反了。於是，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十一月，朝廷下令將嚴世蕃捉拿歸案。那時，嚴世蕃的兒子嚴紹庭還在北京當錦衣衛指揮，立馬派人通風報信。嚴世蕃聞訊本想逃回雷州，誰知早在林潤的監視之下，剛一出門，就被逮了個正著。結果，嚴世蕃被押解進京，交由三法司審理。三法司，就是刑部（公安部）、都察院（監察部）和大理寺（最高法院），其長官分別是刑部尚書、都御史和大理寺卿。像嚴世蕃這樣涉嫌謀反的大案，照例是要“三司會審”的。

嚴世蕃二進宮的訊息轟動了京城。許多人額手稱慶，都認為沈煉和楊繼盛的冤案這回總算可以平反了。林潤和郭諫臣是這麼認為的，“三法司”長官黃光升、張永明、張守等人也是這麼認為的。因此他們在判決書裡，便大講嚴嵩父子如何迫害忠良，而且重提沈煉、楊繼盛案。草稿送到徐階那裡，徐階問，諸位的意思，不是想救嚴公子一條性命吧？黃光升幾個都說，當然不是，恨不得立馬就殺了他。於是徐階不慌不忙拿出自己的稿子，上面一五一十列舉了嚴世蕃的“反跡”：什麼住宅私擬王府啦，什麼招募亡命之徒啦，什麼謀為外投日本啦，什麼串通裡應外合啦，不一而足，而且說得有鼻子有眼。蠱惑嚴世蕃在南昌稱王的，是彭孔；挑唆嚴世蕃勾結黑社會的，是典楧；煽動嚴世蕃裡通外國的，是羅龍文；協助嚴世蕃誘致外兵的，是牛信。黃光升等人一看就明白了，立即照抄上奏。結果，皇帝在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三月二十四日下詔，以“交通倭虜，潛謀叛逆”的罪名判處嚴世蕃死刑。而且，根據徐階的意見，並沒有“秋後處決”，而是“亟正典刑”。

沈煉和楊繼盛可以瞑目了，歷史也終於實現了“實質正義”，儘管方式是如此荒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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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誰是禍根（1）

嚴世蕃之死，當時就有人認為是冤案。

當然是冤案了。這嚴世蕃惡貫滿盈不假，聚眾謀反卻是冤枉。林潤的奏摺其實說得很清楚：“道路皆言，兩人通倭，變且不測”。什麼叫“道路皆言”？就是路上的人都這麼說。實際上是捕風捉影，連匿名舉報都算不上。嘉靖皇帝也不相信，曾下令三法司“從公鞠訊，具以實聞”。然而徐階卻上奏說“事已勘實”，“具有顯證”，也不容嚴世蕃申辯，更沒有什麼取證、對質，硬是手忙腳亂地就把他的腦袋砍掉了。

這當然讓很多人不以為然。張居正在主修《世宗實錄》時就說，嚴世蕃是該殺的，但罪名應該定為“奸黨”而不是“反賊”。像林潤的奏摺那樣“指為謀逆”，或者像三司的判決那樣“擬以謀叛”，都“悉非正法”。這也是後來一些人的觀點。比如談遷就說徐階他們的判決是“舍奸黨之正條，坐不軌之苟論”，支大綸更是質問：“內閣頤旨，法官唯諾，刑罰不中，伊誰之咎？”是啊，這種以冤案平反冤案的荒唐，究竟應該由誰負責？

恐怕不該是徐階。在我看來，沈煉和楊繼盛的死，是冤枉的；嚴世蕃背上謀反的罪名，也是冤枉的。但要說罪魁禍首就是徐階，同樣冤枉。

徐階不是糊塗蟲，也不是迫害狂。他何嘗不知道以“奸黨”之名定世蕃之罪，才是“正論”、“正法”、“正條”？他又何嘗不想光明正大地為沈煉和楊繼盛平反昭雪？但是不行啊！因為這些冤假錯案都是皇上欽定的。如果把沈煉和楊繼盛案翻出來，就是和當今聖上過不去了（是彰上過也）。當然，皇帝做錯的事，也不是不可以批評、糾正，但前提是那皇帝肯聽才行。嘉靖恰恰就是一個聽不得半點不同意見的人。《明史·奸臣傳》說：“帝英察自信，果刑戮，頗護己短。嵩以故得因事激帝怒，戕害人以成其私。”也就是說，嘉靖這個人，是剛愎自用自以為是的。別人的性命一錢不值，自己的面子比天還大。所以，嚴嵩要想害人，非常容易，只要抓住嘉靖“護短”的心理煽風點火就行。難怪嚴世蕃聽說三法司把沈煉和楊繼盛的舊案翻了出來，竟然在獄中高興得手舞足蹈。因為他知道，這必然引起嘉靖的猜忌、懷疑和憤怒。保不住的，就不是自己的腦袋，而是三法司的烏紗了。所以徐階對黃光升幾個說，按照你們這種寫法，嚴公子明天就可以出門了，諸位反倒可能被關了進去。

顯然，不冤枉嚴世蕃，沈煉、楊繼盛，還有許多人的冤情就無法昭雪。張居正說，定為“奸黨”，也可以殺嚴世蕃，這當然不錯。但你要定得了才行呀！顯然，徐階製造新的冤假錯案，以“莫須有”的罪名除惡鋤奸，實在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