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自我崇拜”心理時，那麼這位大成者也就離大敗者不遠了。當曹丕於公元220年廢漢獻帝建魏稱帝有先，劉備便於公元221年半推半就也稱帝於成都後，往年那位以謙虛謹慎大半生的劉皇叔，便開始在其內心日漸滋生“環視天下，惟劉備獨尊，惟蜀漢最強”的心理。正因為劉備滋生如此極端的“個人英雄主義”與惟我獨尊的盲目“自我崇拜”心理，所以才使劉備不顧蜀漢群臣及諸葛亮的再三勸諫，而執意舉傾國之兵七十萬，御駕親征伐吳。當時劉備的心情似乎很簡單也很純粹，那就是以強兵壓境之勢，不到一年便可直掏吳都建業，生擒孫權，殲滅東吳為關、張二弟報仇血恨。　。　想看書來

5．諸子論政解道　管理仁法德行（4）

雖然劉備先以勢如破竹之勢攻城掠寨，直進吳境幾百裡，但是劉備事與願違，結果陸遜一把大火燒掉劉備七百里蜀軍大營……

也就是劉備所輕視的陸遜這一把大火，燒得三國形勢聚變：原本已實力第一的劉備蜀漢，在此一役中真可謂是前功盡棄——不僅使劉備留下白帝城含淚託孤的遺憾，而且還使日後的蜀漢國勢嚴重大衰。

究其劉備如此大敗的關鍵原因，在劉備對諸葛亮的託孤坦言中，足以證明為君者滋生“個人英雄主義”與惟我獨尊的盲目“自我崇拜”心理的致命性後果。

因此，作為一位英明的君主與執政者想讓後人敬仰，不僅要規避“個人英雄主義”與“自我崇拜”的心理，而且還要深諳為君者與執政者的“四固”。對此，《管子·立政》中講：“君主要慎重做到為政的四固：一是要重視道德卻沒有做到仁，不可以授給他國家大權；二是遇到賢能的人不能讓賢的，不可以封給他尊貴的職位；三是對關係親近和有權勢的人應該罰不罰的人，不可以讓他統率軍隊；四是不崇尚農業生產，不重視土地利用，隨便徵收賦稅的人，不可以封給其都邑。這四固均是君主施政的根本，也是國家得以國泰民安，繁榮昌盛的關鍵。”

管子所講的“為政治國”之道，就是要求當今的管理者與領導者，要有“德、仁”，並能有舉賢任能之胸襟。一個有德的管理者，就會遵守法規制度，不幹違法亂紀的事，守法經營，能給企業一個得以長久發展的環境；一個有仁的管理者，就知道體貼自己的屬下人的甘苦與實際工作情況，讓屬下人歸心所向，以企業的發展為己任。這樣的管理者與領導人，就會讓手下人心甘情願地為企業奉獻其聰明才智。當然有仁的管理者，也更容易增強員工的團隊意識，更有利於企業的發展。

另外，身為管理者與企業領導人，也要知道“國無常強，無常弱”的道理。對此為政之道，《韓非子·有度》中就講：“國君實行法治很堅決，國家就富強；反之，就衰弱。當今之時，能除去臣下謀取私利的做法，一切都能信闔辦法的國家，人民就會安定，國家就會富強，軍隊就有戰鬥力。所以國君以過審察，任用能賢堅決實行法治的人去統轄群臣與百姓，那麼國君就不會為臣下的私利或行為所欺騙；經過考察，國君任用了衡量利弊的官員去處理政事，那麼國君就不會因天下事物有輕重而被欺騙了。現在如果按聲譽任用人才，那麼人們就重視私人交往，不好好地執行法令。所以任命官員與管理者不拿才能作標準，國家就會混亂。聽到說誰好就獎賞誰，聽到誰壞就懲罰誰，那麼追求獎賞逃避懲罰的人，就會放棄法令，結黨營私，相助為惡。他就會揹著國君，提拔黨羽。這樣一來，下面忠於國君的人就少了。那些人交結廣泛，黨羽眾多，朝內朝外就會搞宗派。如果這樣的話，在一支團隊中，小私利為單位的小組越多，也就越不利於團隊的整體領導與管理。當然這樣情況下，也會嚴重影響團隊的凝聚力。

因此，明君用法作為擇人的標準，不按自己的看法來提拔人；用法來衡量功績，不憑主觀看法。有才能的人就不會被埋沒，幹壞事的人也不能再掩飾；徒有空名的人不能受重用，有功遭誹謗的人也不會被罷免。這樣的話，君臣之間就能清楚地辨別功過是非，國家就容易治理了，所以國君只要用法治國就可以了。”

5．諸子論政解道　管理仁法德行（5）

韓非子是“法家”的代表，因此韓非子為政之道就強調“法政與法治”。韓非子主張“使法擇人”、“使法量功”，而不能“以譽為賞，以毀為罰”，這樣才能“民安而國治”，“兵強而敵弱”。韓非子的“法政與法治”之道，對於當今的企業構建與當今法制社會的構建，都有現實的意義。因為我國是“有法可依，違法必究，執法必嚴”的法制社會，所以我國的企業發展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