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對立面。社會秩序一下就亂了。在這種情況下，市公安局實行了軍管，開始負責的兩個人，一個叫牟立善，另一個人的名字我忘了，後來他們調到二炮和山西去了。接他們的人是劉傳新、王更印。後來一翻過來，王更印被判了十年徒刑，太重了，冤枉的。劉傳新是一個軍的副政委，王更印是一個師的政委。 我出來時已經軍管了，快實行“三支兩軍”，軍隊要“支左”了。北京市最多時有三萬人“支左”，海、陸、空都有。“支左”的人的關係是雙重領導：一方面歸衛戍區，由衛戍區組織一個辦公室來管；同時海、陸、空三大總部也設有“支左”辦公室，又歸北京市革委會謝富治來管，謝富治是透過衛戍區來管的，但衛戍區管不了。市革委會的決定，這些軍隊的人員先要回去向他們所在的各部請示，如果請示同意了，他們才照辦市革委會的決定。那時，造反派奪權了，各方面都癱瘓了，很混亂，只有軍隊還有威信。 軍隊“支左”，他們不瞭解情況，就對生產、地方工作瞎指揮，犯了不少錯誤，對軍隊有不好的影響，但是應該說，在當時的情況下，如果沒有軍隊“支左”，局面就更難收拾了。揪軍隊走資派，砸爛公檢法，包圍中南海並安營紮寨，火燒英國代辦處，武鬥蔓延，都是這個時候。後來發展成了清華、北大的武鬥，打死不少人。在清華，一邊是“井岡山兵團”，一邊是“四一四兵團”，怎麼也解決不了，謝富治去也不靈。 軍隊“支左”也是波折很多，一開始是不知道群眾組織的情況，都支援了。突然間，中央*小組批評“支左”支錯了，讓“支左”人員掉屁股。 這個掉屁股的過程，軍隊犯了很多錯誤。後來又批評把屁股又掉錯了。軍隊那時很難辦，沒有一個大軍區１９６７年，解放軍進駐北京航空學院“支左”不檢討的。 然後才撤出“支左”，我記得紀登奎他們起草了這個檔案。 清華、北大的武鬥制止不下來，毛主席決定同時組織工宣隊、軍宣隊進駐清華、北大。後來的軍宣隊是由８３４１部隊的人組成，遲群、謝靜宜就是以軍宣隊的面目出現的；工宣隊是由北京新華印刷廠發起，動員了三百多名工人組成的，拿著毛主席語錄的小紅本，開進清華宣傳。 決定以後，謝富治讓我趕快找蒯大富，讓他表態服從這一決定。我派人找蒯大富，等了很長時間才把他找到，他不在清華，跑到北航去了。他來後，向他宣佈了這個決定，要他擁護、執行這個決定。蒯大富答應得很好，說一定執行。 當時，想不讓蒯大富很快回去，拖住他，利用談話的時間使工宣隊、軍宣隊順利進去。我們在談話時，工宣隊就進去了。蒯大富提出他要回去了，就讓他回去了。 哪知道蒯大富回去後，讓“井岡山兵團”拒絕這個決定，並且用他們自己製造的土武器和手榴彈打死了四五個進行勸導的工宣隊的成員，同時還打傷了幾個。 組織進駐工作的是衛戍區的政委劉紹文、副司令員李鍾奇，他們就在距清華不遠的一個公園裡指揮。李鍾奇坐車進到學校後，“井岡山兵團”把他包圍了，把他坐的汽車掀翻了，把他的檔案包也搶走了。李鍾奇回來後連說糟糕。我說，想辦法把檔案包要回來。 工宣隊進駐，遭到了“井岡山兵團”的武力對峙。這樣不行，毛主席就召見“五大領袖”。參加會議的人有江青、謝富治、溫玉成。我做具體找這些人的工作，會議開了不長的時候，就允許我參加了。 蒯大富也是後到的，找了他很長時間。蒯大富一進去就放聲大哭。毛主席主要是說服他們要文鬥不要武鬥，同時也安慰了幾句。蒯大富這一哭真還起了作用。江青好像也抹淚了。譚厚蘭有這個談話的詳細記錄，談話的全部內容我記不準了。 毛主席當著他們的面，派謝富治和我到清華去。 我和蒯大富、韓愛晶三個人，便坐同一輛車去清華。那時，很緊張，在清華的外邊也聚集了眾多的校外的兩派群眾，火藥味兒都很濃，一派支援“四一四”，一派支援“井岡山”，特別是體育學院的，腰圓膀粗。支援“四一四”這一派的人要抓蒯大富。我一面說這怎麼辦？一面就讓蒯大富和韓愛晶坐在後排。我坐在司機旁邊的座位上，把頭特別伸出窗外，汽車一邊走，我一邊向兩邊的人打招呼，吸引了他們的注意力。我們就進去了。到了“井岡山兵團”以後，說明來意，開始很多人不同意，哭哭啼啼的。我說他們真沒出息，哭什麼！這是毛主席的決定，要放下武器。 這樣，慢慢地把武器放下了。 以後，謝富治來了，召開了大會，“井岡山”開了會，“四一四”也開了會。工宣隊和軍宣隊終於進去了。後來，北大也派了工宣隊和８３４１部隊進駐，再沒有阻擋。清華和北大的武鬥才停止下來。書包　網　。　想看書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