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做要改的，那麼，長痛不如短痛，晚做不如早做。如果一定要等到“非改不可”的時候再來改，只怕是成本更高，風險更大，損失更慘重。

政治文明的建設，民主制度的健全，就是一件認準了要做的事情。這是世界的潮流，人民的願望，也是執政黨的選擇。因此，就應該在有條件的時候和地方一點一滴地做起。問題不在於做多少，而在於做不做。做，就有希望，也就會有成效。即便做錯了，也能吸取教訓，總比一個石頭都不摸的好。

何況民主化正如城鄉一體化，是目標也是過程。這個過程很可能“路漫漫其修遠兮”，必須孜孜以求，鍥而不捨，很需要“從我做起，從現在做起”。事實上，要建設社會主義民主，任務很多，其中就包括國民素質的提高和民主意識的建立。如何建立？怎樣提高？空談是沒有用的，爭論就更沒有用。唯一有用的辦法，就是讓每一個國民都親身參與民主政治的建設，從而讓民主意識深入人心。民主是要訓練的，也是要實踐的。它不是少數人的事，而是全民的事。沒有全體民眾的積極參與，民主化就是一句空話。同樣，只有當民主意識滲透到每個國民的骨血之中時，這個國家才可能是充分民主的，也才可能是真正穩定的。這就要讓儘可能多的人在儘可能多的時候參與到民主化的過程中來，這是共和國長治久安的“固本之計”。成都之所作所為，正是體現了這兩個“儘可能多”。從這個意義上講，也可以說是“非做不可”。

實際上，只要大家都像成都這樣不嫌跬步，不棄涓流，從點點滴滴做起，國民的政治素質就會提高，社會的民主意識就會增強，執政黨的地位就會鞏固，共和國的長治久安就有了堅實的基礎。這是一個雙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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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劍下青城（1）

沒有農民的幸福，人民的幸福就是一句空話

成都的故事是齊頭並進的。就在“再造生機”和“夯實基礎”的同時，他們也在“突出重圍”。或者說，在依靠科學來解決難題。這裡說的“科學”，就是“科學發展觀”；這裡說的“難題”，則是“三農問題”。

農村、農民、農業，號稱“三農”。“三農”成為“問題”，由來已久，人言人畏，堪稱“老大難”。辦法也不是沒有想過，效果也不是完全沒有，但多半治標不治本，剪不斷理還亂。因此這一回，成都市委、市政府便希望能夠標本兼治，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而且，他們還找到了實現這一目標的方式。這個方式，我戲稱為“一劍下青城”。

什麼劍？城鄉一體化。

城鄉一體化是一把“劍”嗎？這把“劍”能破解歷史難題，將“三農”頑症的病因一一解除，見血封喉，斬草除根嗎？這就要研究“劍器”，要研究“劍法”，更要研究“對手”。也就是說，要弄清“三農”為什麼成為“問題”。

所謂“三農問題”，簡單地說，就是有名的那三句話：“農村真窮，農民真苦，農業真危險。”那麼，農村為什麼窮，農民為什麼苦，農業為什麼危險？說到底，就是因為城鄉關係割裂，城鄉二元對立。我們知道，城市和農村，是人類生存的兩種社群，也是人類發展的兩大空間。如果這兩個發展空間形成良性互動，兩種生存社群成為自由選擇，那就不會有什麼問題。不幸的是，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在過去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我們國家的城市和農村被人為地硬性分隔和對立起來。城鄉有如天壤，工農形同路人，機會不均，起點不一，待遇不等，收入不齊，資金、技術、現代文明流向農村難於蜀道，農民要變成市民簡直就是一步登天。人，無法往高處走；水，不能往低處流。在這種情況下，城市越發展，農村就越窮，農民就越苦，農業就越成問題。

然而城市是不能不發展的。城市是現代化的載體，城市化是現代化的標誌。現在全世界的城市化率已經超過50％，發達國家的城市化率更在65％以上。我們國家呢？卻連40％都不到，而且還是標準不高的城市化。就連成都這樣的經濟相對發達地區，城市化率在2001年也只有％。這又如何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

因此不難預料，今後近20年間將是中國快速實現城市化的時期。這實在讓人“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如果城鄉二元結構不變，城市化程序的提速，對於原本就貧窮落後的農村而言無異於雪上加霜。因為按照習慣的做法，許多地方几乎一定會憑藉城市管理農村的權力，用平調侵佔農村資源的辦法來加快城市建設，最終造成農村經濟的崩潰和社會的###。這並不是危言聳聽、杞人憂天。事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