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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

去一樣,仍然是選舉產生,只不過由“間接選舉”(代表大會選舉)變成了“直接選舉”(黨員大會選舉)。所以,這種改革,不是“改變”,而是“完善”,或者說,改善。

那麼,這種“改善”又有什麼意義呢?竊以為意義很是不小。比如“指定”變成“指導”,表面上看只不過一字之差,其實卻是執政方式的高明轉變。因為相對“指定”而言,“指導”的成本更低,風險更小,效益更大。我們知道,執政即掌握領導權。領導是幹什麼的?掌握方向,把握時機,制定政策,決定方針,並不需要事事都親力親為。至少,用不著連鄉鎮黨委書記這樣的幹部,也要由上級指定。當然,鄉鎮黨委書記也是領導幹部,領導幹部的選拔確實應該慎之又慎。如果用人不當,雖非後患無窮,也是麻煩不少。然而惟其如此,才應該採取更為保險的辦法,這就是讓基層幫助上級、黨員幫助黨委來選。鄉鎮黨委書記是直接和人民群眾打交道的,是所謂“親民之官”。他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群眾都看在眼裡,記在心裡。也就是說,群眾對他們,很可能比上級黨委更熟悉。讓廣大群眾和熟悉的人幫助上級黨委來選拔,來考核,是不是更靠得住些?如果更靠得住,豈不是成本更低風險更小?成本更低風險更小,豈不是就意味著效益更大?至少,在實行鄉鎮黨委書記公推###的地方,幹部還是黨委在管,但管得更加輕鬆自如;書記還是黨員在選,但選得更加放心踏實。群眾放心,上級放手,豈非長袖善舞?放心而不放縱,放手而不放任,豈非遊刃有餘?

何況還有另一種無形效益,這就是提高了執政黨的威望。何以言之?因為鄉鎮黨委書記的公推###,表明執政黨對群眾有信任對自己有信心。有信心就敢公開推薦,有信任就敢直接選舉。當然,這種方式,只能僅限於鄉鎮黨委書記的產生,超過這個範圍就不合適,原因以後再說。但必須指出,區縣和區縣以上黨委書記的產生,雖不宜像鄉鎮黨委書記那樣直接選舉,卻仍然可以借鑑公推###的某些做法,尤其可以而且應該發揚其中的民主精神。民主是一種制度,更是一種觀念。做法可以各異,精神卻是一致的。這就叫“事不同而理同”。

我說的這種無形效益也是有例可證的。最近,有一家規模很大、很有影響的民營企業選擇在新都區投資,原因是新都區鄉鎮的幹群關係特別好。許多地方的農民都對鄉鎮幹部敬而遠之,新都區的農民卻幫黨委書記說話。為什麼呢?就因為書記是他們自己選出來的,是“我們的書記”。其實,這正是民主的精髓所在。什麼是“民主”?“民主”是針對“君主”而言的。君主制的本質是“主權在君,君權神授”,民主制的本質是“主權在民,政權民授”。我們是人民共和國,我們也是“主權在民,政權民授”的。但我們又是一個君主制歷史漫長,民主制經驗不足的國家,基層民眾對於民主仍不乏陌生感。因此,有必要讓他們實實在在地感受“主權在民,政權民授”的民主精髓,實實在在地感受到自己確實是在當家做主。只有當他們有了這些實實在在的切身感受時,他們才會對民主充滿信心,才會和執政黨、和政府休慼與共,血肉相連。所以,多一些“我們的書記”、“我們的鎮長”,既有利於政權的穩固,又有利於民主的程序,豈非利國利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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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了櫻桃,綠了芭蕉(3)

顯然,鄉鎮黨委書記的公推###不是“為改革而改革”。同樣,它也不是“換湯不換藥”。表面上看,它不過是執政黨基層領導幹部產生方式的小小變動,只能算是“稍微動了一下”(微調)。但是,這“稍微一動”卻產生了質的變化,這就是由“官選官”變成了“民選官”。官選和民選究竟有多大區別?是不是所有的“官”都非得民選不可?這自然可以討論。但是第一,民主無論採取何種方式,其中必有“民選”環節。第二,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只能積極穩妥地進行,中國的民主程序也只能有序前進,但必須有人邁出第一步,哪怕只是一小步。邁出這一小步,和一步都不邁,其差別不可以道里計。所以,這小小的變動便有大大的價值,即“萬里長征第一步”。其他做法的意義,也如此。

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真的非改不可嗎?

不可否認,人類都是有惰性的。一件事情,一種制度,如果不到“非改不可”的地步,幾乎沒有人願意改變。改變,或者說變革、改革,是有成本的,也是有代價和風險的,因此要慎重。但慎重不等於盲目樂觀,也不等於按兵不動。長治久安須從長計議,從長計議須未雨綢繆。有些事情,如果認準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