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東西……我曾誦《詩經》，讀到“鴻雁於野”的篇章，敘及百姓的勞苦，可憐之極，總是長嘆。最近聽到征夫飢勞之聲，比這個鴻雁之歌更悽慘……我真怕最終役夫窮匠，在工地上把工具一扔，登高遠呼，使愁怨之民，響應雲合，八方分崩，國家社稷就不保了。到那時就算有方尺寬的錢，又怎能有救？這就像把犀牛一樣大的鼎，掛在腐爛的木頭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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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了劉陶的上書，皇帝竟然不鑄錢了。現代人儘可以說：劉陶是為了維護統治者的利益才這麼說的，但是這篇奏章所顯示的言論勇氣和他的人文關懷卻透過千年的黑夜閃爍著人道主義的光芒？

185年，在張角等人起事，國家局勢混亂的時候，劉陶再次上書言事，稱：國家的災禍由宦官而起。

言論之船這回可在朝廷觸礁了。閹奴們豈能容言論如此囂張，於是，捏了“通賊”的罪名，把劉陶投入了監獄。在黃門北寺獄中，天天受到鞭打拷問的劉陶選擇了自殺。四海之內，士大夫和百姓無不悲痛。

中國歷史的謊言與真相：羅馬與長安　殺人案改變帝國言路歷程

一樁殺人案改變帝國言路的歷程

166年，一樁緝捕殺人罪案兇手的事件，點燃了帝國打壓言論、迫害士大夫階層的導火索。

帝國名士李膺時任河南尹，有一個名叫張成的人唆使兒子殺了人，李膺督促下屬收捕他們。不久，遇上朝廷的特赦，張成獲免，嫉惡如仇的李膺，竟然把張成逮捕處死了。早先，張成用算命占卜勾結宦官，皇帝也曾問過他的占卜。於是，張成的弟子就上書誣告李膺等“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於是天子震怒，逮捕黨人，佈告天下，將李膺逮捕入獄，並牽連了二百餘人，也有逃遁抓不著的，都懸賞通緝。帝國的搜捕者四面出擊，道路上絡繹不絕，形成了一片專制恐怖的景象。

帝國的英雄不只是那些在邊疆奮勇殺敵的人，還有這些在專制恐怖中敢於言說，敢於吶喊的人。

第一次黨人事件時，帝國高官陳蕃上書皇帝：

“我聽說賢明之君，信任輔佐的大臣；亡國之主，聽不進耿直的意見……李膺、杜密、範滂等人，都是正人君子，忠於社稷。因為忠誠而忤逆了您的意思，現在橫遭逮捕、審訊，有的死去，有的流放。堵塞天下之口，將一世之人變成瞎子和聾子，這與秦朝的焚書坑儒，有什麼兩樣嗎？……”

這份上書對皇帝的指斥既大膽又尖銳，皇帝當然不高興，找個理由就免了陳蕃的職務。

第二年，尚書霍諝、城門校尉竇武上書為黨人求情，皇帝的怒氣稍解，於是都赦歸田裡，終身不得錄用。而黨人之名，還記錄在王府中。

《後漢書》上記載：從那以後，正直的人被廢棄不用，邪惡之徒的氣焰日益高漲。

黨人的稱謂，在中國漫長的歷史中，成為相當負面的詞彙，甚至到了宋代，元祐黨人一開始也是被貶低打壓的。但是漢帝國末年的黨錮之禍，固然源起於黨人們的嫉惡如仇，源起於黨人們堅持以正直改變邪惡的社會風氣，但是其中名士們與太學生們的集結，已經很有些結社的雛形了。

這是專制尚未達到極端的年代，在士大夫層面、在朝廷官員的層面，由於理念上的相通，形成了對皇權的很大的壓力。可惜這種勢頭因為皇權和閹奴們的打壓，只是曇花一現，沒有形成一個有效的權力制衡系統和慣例。不僅如此，集結的趨勢被遏制後，士氣和言論空間進一步被摧殘……最後演變成征服者王朝大清“萬馬齊喑”的狀態。

169年，黨錮之禍再起。閹奴侯覽家在防東，殘暴百姓，為所欲為。張儉揭露彈劾侯覽及其母的罪惡，請求朝廷誅之。侯覽扣下了這一奏章，懷恨在心。張儉的同鄉朱並，素性佞邪，為張儉所看不起，對此朱並一直耿耿於懷，於是就上書告發張儉與同郡24人為黨，朝廷頒佈命令捉拿張儉等人。張儉被迫亡命天涯，狼狽不堪，夜晚只好到處投宿，百姓們莫不重其名行，寧可家破人亡也願意收留他。連前來追捕他的官兵頭目都感於他的名氣品行，嘆息而去。張儉出塞，倖免於難。他所經過、借宿的人家，

被殺害的有十幾家，有的連家族都被株連，郡縣也為之殘破。

這是什麼樣的恐怖年代，又是什麼樣的民氣未衰的年代，人們對於正義的渴望和追慕，人們對於暴政的蔑視和反抗，人們收容流亡者的勇氣，這些無名勇士的人數與規模，是我們先民可歌可泣的章節。《後漢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