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結果表明，差不多每一個法國人都贊成結束阿爾及利亞戰爭，但這可能是在最糟糕的情況下結束的。7月初，薩特在莫斯科，得知阿爾及利亞共和國臨時政府和秘密軍隊組織之間達成協議，實際上秘密軍隊已開始投降。7月5日，阿爾及利亞人歡慶獨立。7年來，薩特和他的朋友時刻盼望著這一天，它來得太遲了，而且付出了昂貴的代價。薩特此時有一種難以言說的複雜心情。

回顧過去這一段經歷，薩特既是在極度痛苦中度過的，同時又充分體驗到自己的自由。從十四、五歲起，薩特就有了一種明確的政治態度：把殖民主義看作一種反人類的獸行、一種為了物質利益毀滅人的行為。自由使他成為一個人而殖民主義卻毀壞了別的人。因此，要使自己立身為一個人，就意味著要反對殖民主義。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知命之年（1957…1965）：辯證理性批判（1）

1958年，由於阿爾及利亞戰爭，由於左派在全民投票中的慘敗，薩特精神狀況極壞，身體也出現危險症候。他開始經歷一場危機。這時他正在寫新的哲學鉅著《辯證理性批判》。沉浸到複雜艱深的哲學世界中，對他或許是一種解脫；但過度緊張的腦力勞動，也許是他的危機狀態的重要誘因。

薩特對於辯證法的探討開始於1945年。在寫《聖&#8226；熱內》一書時，他已經對辯證法有深入的研究，並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融於這書中。這本書雖然不是哲學著作，卻充滿了關於自由思想的辯證意識，薩特對它是很滿意的。

從1952年開始，薩特的思想有了一個大的飛躍，一段時期他停止了文學閱讀和寫作，用大量時間閱讀馬克思的著作。哲學對他成了一種政治性的東西。1956年因匈牙利事件與共產黨決裂，而他又不想向右轉，在政治上處於一種被流放的狀況。這時他覺得唯一可做的事情就是努力把共產黨人拒絕加以思考的東西一直思考到底。正好他的波蘭朋友約請他寫一篇關於存在主義在1957年的境況的文章，這給他提供了一個機會，使他把數年來一直在思考的問題──存在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關係──系統地論述出來，實際上是想確定自己哲學的地位，首先是同辯證法的關係。薩特寫得很快，他在三、四年的筆記中匆匆記下來的思想得到清理。這篇文章以《存在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為題發表在波蘭《創作》雜誌1957年第4期上。後來這個長篇論文在《現代》雜誌上重新發表。為了適應法國讀者的要求，也因為原來的本子不是很好，薩特改寫了它，並改題目為《方法問題》。

正如這篇論文的題目所顯示的，它探討的是方法論，也就是“今天我們是否有方法來創立一種構成的和歷史的人學”這個問題。在結束《方法問題》3個月後，他開始寫《辯證理性批判》，這是他的哲學或人學辯證法本身。

薩特集中精力寫這部哲學鉅著，還有一個原因是想結束長期以來文學、哲學串流的狀況。自從他花大工夫研究辯證法以來，他一方面進行文學創作，另一方面又堅執地進行著緊張的哲學思考。結果這兩個方面老是串流，哲學思考對文學創作有了干擾。不論他在寫什麼東西，他總是不由自主地把這些思考加於其上。現在他感到這樣下去不行了。他得首先把自己的全部哲學思考──用他的新術語說就是人學的政治基礎──作一番清理，放進一部專門的著作中，然後才能安下心來從事文學創作。

薩特懷著極大的熱情來寫這本書，甚至達到瘋狂的程度。平時寫東西，他總要停下來思考思考，修改修改，有時還把寫完的一頁撕掉，然後從頭開始。這次情況完全不同。他一連幾個小時不停地寫，寫完一頁又一頁，根本不回過頭來讀一讀，看看自己寫了些什麼。薩特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思想中，他的筆趕不上思想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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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保持這種狀態，薩特服用興奮劑科裡特拉納。一天的劑量是常用量的１０倍。這樣幹了一天，到了下午五、六點鐘，他終於精疲力盡，神經鬆弛下來。於是他的表情發呆，說話顛三倒四。晚上他們在波伏瓦的公寓裡度過，薩特常常要喝一杯。這時波伏瓦就對他說：“就喝這麼多吧！”但他不夠，波伏瓦只好為他斟上第二杯，接著他要第三杯。但這樣他就會酩酊大醉。長期服用興奮劑，使薩特的動作表現出一種神經質。他甚至在坐著的時候手肘也在不停地動。他激動起來就喜歡在房間裡來回走動，波伏瓦房間的地毯，因為他的走動被磨破了一大塊，她不得不去把它補好。

實際上，這種用過量興奮劑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