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大量時間，下了很大工夫，仔細推敲。薩特希望對每一件事、每一個人都採用一種獨特的描述方式；他還希望這書的每一個段落中都有一些暗示，一些含蓄之處，一些意在言外的東西。薩特特別講求遣詞造句之靈巧，他要用這些精緻的東西來打動讀者，迷住讀者。他的目的達到了。

正像薩特的每一部成功的作品都是別出心裁、不同凡響一樣，《詞語》也充分體現出一種獨特的風格。它不是單純的回憶錄，沒有單純的敘述或議論或分析，甚至沒有單純的過去時或現在時，一切都交織、穿插在一起；一切都看似隨意、其實是精心安排的結合在一起，把偶然的人生經歷變為超時間的必然，給讀者以新奇和立體的感受，以聯想和深思。

薩特1953年寫這本書的初衷沒有變，他仍然想探求導致他投入文學事業的“神經官能症”，正是由於這種症狀使他數十年能心安理得地沉溺於文學生活之中，視文學為生命，把文學看作某種絕對的東西。他不想把這個自傳寫成充滿故事性的東西，不想讓那些並無多大意義的逸聞趣事充滿書中，他應該透過歷史的境況來確定自己，特別要說明他為之而寫作的是什麼，他的神經官能症之源。他不僅僅專注於自己的人生，還要把他這一代人的命運描繪出來。

薩特在這次改寫中避免了第一稿中對自己寫作生活的極端否定態度。在那一稿中，他幾乎為自己選擇了文學事業而後悔。他一度完全皈依到政治這個新領域，而近十年的實踐讓他感受到，正像文學並不能拯救一個人一樣，政治也並不比文學更能拯救人。一個人可能由於神經官能症投入文學，他也可以由於這種症狀而投入政治。一切都有它的限度。

這樣，透過《詞語》，我們可以聽到一種“復調”：一方面是對這種文學入迷狀況的尖刻嘲諷，另一方面又有著緩解和體諒。簡言之，薩特對他前半生的文學生涯不是過分否定和完全拋棄，而是揚棄，是否定之否定。事情其實很簡單：文學即使不是絕對，也不會完全沒有價值。而一個終生從事寫作到五、六十歲的人，即使認識到文學的侷限性，他能夠完全把它拋棄掉嗎？

《詞語》發表在《現代》雜誌1963年10…11月號上，1964年1月伽利瑪出版社出單行本。它的出版獲得評論界的好評，雖然有種種不同的理解，如有的認為這標誌著作者又回到文學上來了，有的認為這是作者自欺的新表現，有的認為這是對其童年的譴責，有的認為這表現了一種徹底的悲觀主義等等，但有一點是公認的，即這是一部優秀作品，可以與文學史上的任何經典自傳作品相媲美。正是由於《詞語》的巨大成功，促使瑞典皇家學院把1964年度諾貝爾文學獎授予薩特。

1964年夏，一位義大利朋友來信說，他已獲悉瑞典皇家學院把這一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授予薩特；他讓薩特准備一份授獎儀式上的演講稿寄來。薩特面臨著選擇。他本人想拒絕這個獎；他的朋友中，年紀大一些的要他去領，而年輕的希望他拒領。最後薩特打定主意：拒絕這個獎。當報紙上落實了他獲獎的訊息後，薩特立即給瑞典皇家學院寫了一封措辭委婉但意思明確的信，請對方取消這項決定，否則他會拒絕領取。薩特以為這樣一來，對方會取消他的獲獎人資格，誰知瑞典皇家學院根本不顧及獲獎者本人的意願，仍然把這項獎給了他。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知命之年（1957…1965）：拒絕諾貝爾獎（2）

得知這個訊息後，薩特立即寫了一個宣告，由他在瑞典的出版商委派一位代表於10月22日在斯德哥爾摩宣讀。在宣告中，薩特說明了他拒絕的理由。從個人方面說，他的理由是：他一向否棄官方的榮譽，例如戰後拒絕了政府授予他的榮譽勳位勳章。一個作家在政治、社會和文學方面的地位，應該僅僅依靠他自己的工具也就是他寫的詞語來獲得。而任何他可能得到的榮譽都會對讀者造成壓力，這是他不希望有的。簽名為“讓─保爾&#8226；薩特”，這是一回事；簽名為“諾貝爾獎獲得者讓─保爾&#8226；薩特”，這完全是另一回事。作家應該拒絕讓自己轉變成一個機構，即使是像現在這樣在被給予最高榮譽的情況下。

從客觀方面說，他的理由是：當前文化戰線上唯一可能的鬥爭是東方和西方兩種文化的和平共存。他完全意識到它們的對抗必然會採取衝突的形式，但這應該是人與人之間、文化與文化之間的會談，而不應該是機構之間的事情。因此他不能接受來自官方機構的任何榮譽，無論是東方的還是西方的，即使他能夠很好地理解它們存在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