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想了解私人守衛是否有武裝。誰是有武裝的？這是我們希望知道的。

一工人：事實上，那就是一個便衣警察。

薩特：一個不穿制服的警察？他們是帶武裝的嗎？

一工人：他們是不穿制服的警察。我不知道廠方是否知道這一點，但我發現，對於一個警察來說，帶著武裝是不被允許的。

薩特：在這以前，有過類似的事情嗎？

一工人：沒有，從未有過。在發薪日，有一些警衛守在四周，但他們都穿制服，帶著他們的衝鋒槍，而這就是一切。

薩特：沒有人見過這把左輪手槍嗎？（對一個記者）看來好象是不允許一個法國公民保護他的同伴在一個工廠門前不被武裝警察殺害，也不允許他嘗試找到這一罪惡的根源。如果讓這樣的事情發生，情況就十分可悲了：一個暴力的浪潮將發展下去，會在某一時刻會爆炸。我們應該找到這個問題的根源，發現真正發生了什麼。

一個記者：您認為必須把自己的這一調查進行到底嗎？您對當局沒有任何信任嗎？

薩特：沒有，完全沒有。

2月28日，薩特參加了抗議奧弗奈伊被害的示威活動。走上巴黎街頭參加這一活動的人有20萬人之多，這是自1968年5月風暴以來，左派組織的人數最多的一次活動。薩特雖然腿部有病，還是在朋友的陪同下，堅持參加奧弗奈伊的葬禮。

1974年年底，薩特的身體和精神狀態都恢復到較好的狀態。這時，他幹了一件在歐洲造成很大影響的事情，又一次成為公眾反對的物件。

德國左派組織赤軍派的頭頭安德列斯&#8226；巴迪爾和其他人因從事綁架、暗殺等恐怖活動被西德當局關進監獄。1974年3月，《現代》雜誌發表了幾篇與此有關的文章，談到對巴迪爾和他的同志的刑罰，其中一篇是巴迪爾的律師克勞斯&#8226；克羅桑特寫的，題目是《隔離的酷刑》，談到巴迪爾等人被隔離關押的非人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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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克羅桑特同薩特比較熟悉了，請薩特代他去看一看巴迪爾關押的情況。薩特同意了，於11月初向西德當局提出要求，被拒絕。不久巴迪爾的一個同志豪格爾&#8226；明斯在關押中因絕食而死，這更加增強了薩特去德國的決心。他在《解放報》上發表一封信，抗議西德當局的拒絕。他還接受了西德《明鏡》週刊的採訪，詳細談了對這事的態度。

薩特談到，他之所以要訪問巴迪爾，是因為巴迪爾屬於國際左派；其行動也許不一定是，但其原則是的。他想直接對巴迪爾及其同志的被監禁情況有所瞭解。

薩特明確表示，他對赤軍派殺害柏林法官德倫克曼的行為表示反對，認為這不僅是愚蠢的，而且是犯罪。從原則上說，他不反對武裝鬥爭，但革命行動並不總是等同於武裝鬥爭，它有多種形式。在法國、西德這樣的國家，採用所謂“城市游擊戰”的形式是註定要失敗的。

他反對西德當局在赤軍派一案中限制被告和辯護律師自由接觸的做法，認為這表明了司法界的不公正。他表示要繼續利用自己名聲的特權來達到他訪問巴迪爾的目的。在發表這個談話兩天後，薩特獲得西德當局同意，前往斯坦海姆監獄，同巴迪爾交談了一個半小時，陪同前往有巴迪爾的律師。同一天薩特在德國舉行了一個記者招待會，呼籲成立一個保護政治犯的行動委員會。幾天後在巴黎他又舉行了同樣主題的記者招待會。

薩特的行動在德國激起公眾的普遍反對。雖然他一再宣告，他考慮的不是巴迪爾及其同志的恐怖行動，而僅僅是他在什麼條件下被關押，但這話等於白說。輿論界總認為薩特是在支援赤軍派的政治活動。因此薩特感到這次訪問是一次失敗。但他又表示，他並不後悔自己介入了這件事情；如果有必要重來一次的話，他還是會照樣去幹。

在1968年5月風暴以後，雖然薩特對於古典知識分子的角色和作用有所否定，當人們要求他在宣言、宣告、抗議書上簽名時，他並沒有拒絕。這一方面的活動可以說是不計其數，而且範圍十分廣泛。看來正如他自己所說，他自身也處於矛盾之中：一方面，他力求克服古典知識分子的侷限，以新知識分子的形象來要求自己；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他仍然是一個古典知識分子，無法完全超越這一角色。這一矛盾衝突特別明顯地表現他寫福摟拜傳一書中。

第三部　抗爭（1970…1980）作家最後的輝煌：《家庭的白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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