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仍有可能為群眾服務，向他們提供需要的東西，因為知識分子具有這樣的東西。如果能夠做到這一點，他們就成了新知識分子。新知識分子的首要原則是知識分子的一體化：例如他去工廠工作，變成工人中的一員，以便讓那種真正的普遍性得以實現。

薩特承認自己是一個古典知識分子，特別在1968年5月以前；而在這之後，他有了較大變化，努力向新知識分子方面轉變。在5月風暴期間他對學生運動的支援本身就是邁向新知識分子的一步。自那以來，他儘可能地投身於群眾之中，參加各種實際政治活動。1968年秋，他開始從事《鬥爭關係》的編輯工作，這是一份在各行動委員會之間流傳的公報。而後來他出任《人民事業報》主編，這份報紙是面向人民群眾的，由工人直接或間接寫東西，反映1970年以來法國工人階級堅持鬥爭的情況。

在1970年，薩特…還協助一些人成立“紅色援助”組織，它是一個為反對政府鎮壓而鬥爭的組織，其宣言主要由薩特執筆，說明了它的宗旨：“紅色援助是一個民主的、合法公開的和獨立的社團，它的根本目的是為被鎮壓的受害者提供政治和法律的保護。為他們及其親屬提供物質的和道義的援助，這個援助的大門向每一個人敞開。人民如果不組織起來，不團結一致，…他們的正義和自由是得不到保證的。紅色援助產生於人民，並幫助他們去進行鬥爭。”（《永別的儀式》）

他還來到一個工廠，拿著一個傳聲筒，站在一個桶上，向工人群眾講話：“我想到街上來，因為我是一個知識分子，因為我認為，在知識分子和人民之間的親密關係在19世紀就已存在，雖然並非總是如此，但在那一時期產生了非常好的結果。今天我們應該嘗試再次創造這種親密關係。50年前，人民和知識分子分裂開來；現在，我們必須填補這一裂縫，而讓他們回到一起來。這並非說，知識分子可以給人民勸告，或告訴他們去幹什麼，而是相反，去幫助群眾呈現出一種新的面貌。因此我對你們說：我們再次彼此發現，就像黑夜追隨著白天一樣確實。”（《薩特自述》）

第三部　抗爭（1970…1980）作家最後的輝煌：知識分子（2）

1970年2月，赫寧…利埃塔爾煤礦有16名礦工因瓦斯爆炸而死，許多人受傷。12月，薩特主持了由“紅色援助”組織的一個人民法庭對這一事件的審判。他在控詞中說：“我們必須嘗試決定的是，這一大災難是應該歸之於‘命運’，就像煤炭公司的報告中用‘事故’一詞所暗示的那樣，或者它是一次謀殺。如果您喜歡稱‘礦井瓦斯’和‘矽肺病’為命運決定的事物，那您當然可以說這是命運，但如果這樣，那麼一些人成為犧牲品，是因為另一些人剝削他們，為了生產率不僅犧牲他們的健康，而且要犧牲他們的生命，這也就是命運。在安全和利潤之間，應該作出一種選擇。而在每一個資本主義社會，這個選擇早就作出：最大限度的利潤，因此沒有安全。事故可能在任何地方發生。而它發生的地方都有礦井瓦斯，缺乏安全裝置。但這些死亡被計算過。它們被列入年度平衡表之中，這平衡表表明瞭生產率成功地擊敗了安全。這些死亡早就是人所共知的了，那些坐在大辦公室的人，把工人看作簡單的機器，是供使用的，直到他們被耗幹。”

最後薩特作出判決：“因此我向你們提議作如下結論：該廠主（即國家）在1970年2月4日犯有謀殺罪。而這一謀殺罪的執行者是六號礦井的工程技術人員。因此我們也判處他們犯有一級謀殺罪。說他們有一級謀殺罪，是因為他們選擇了為了生產率而不顧工人的安全；就是說，他們把物質財富的生產放在高於人的生命的位置上。”（《薩特自述》）

1971年6月，薩特和他的一個左派朋友創立了解放通訊社，打算每日出版一份新聞公報。他們在一篇文章中對此作了說明：“為捍衛真理，我們將共同創造一種新工具。僅僅認識真理，這是不夠的；我們也應該讓別人聽到真理。解放通訊社將定期釋出它所能收到的一切訊息，同時嚴格地對其進行檢驗。它將是一個新的講壇。什麼都想說的新聞記者可以對什麼都想知道的人說話。它給人民以說話的權利。”（《永別的儀式》）

1972年2月，薩特來到雷諾汽車廠的門前，調查皮埃爾&#8226；奧弗奈伊被殺害一事。奧弗奈伊曾是雷諾汽車廠的一名工人，在一年前被解僱了，這次他來這個工廠門口是參加一個反解僱、反失業、反種族歧視的示威活動，被一個警察開槍打死。下面是薩特在現場調查的情況：

薩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