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保定。臨行前向喜為取燈的事又向順容作了細緻交代。包括取燈的教育，取燈的伙食，取燈的穿戴，取燈的奶媽，取燈的出入門……以及健康時的取燈，生病時的取燈，睡下時的取燈，醒來後的取燈，熱天時的取燈，冷天時的取燈……都該當如何。向喜說得絮叨，順容聽著不嫌膩煩。她知道，老頭子這是要把取燈調教成一個“新式女孩”。她見過保定那些新式女孩什麼樣：留著齊眉穗，身穿月白上衣黑裙子，偏帶皮鞋，手裡提的是帶木提樑的布書包。她們個個衣服清潔，臉上油紅似白。不像她小時候，幾個月也不洗一次頭，都二十歲了，洗臉時還把領子掖在脖子裡不知掏出來。

向喜絮叨一陣後，又把取燈現在的奶媽叫過來，請她把取燈一些必要的起居規範向順容作了演習。

臨別時向喜對順容說，“說一千道一萬，對孩子的教育還是第一。小學就先選琅瑚街吧，那兒離家近，課程也新。中學，我再想想，不是育德就是同仁，反正來日方長。”

對於向喜這一切一切的囑咐，順容只說了一句表態式的話，她對向喜說：“放心吧，你跟前的人就是我跟前的人。”說時帶著保定人特有的豪爽。

最後向喜才提到取燈去保定後的開銷。他說取燈的開銷他會另“撥”。向喜一提給取燈另撥開銷，哪知順容的表現還真出乎向喜的預料，她說：“我是養活不起個閨女，還是怎麼的？那我成什麼人了。”說時更帶出保定人特有的仗義。

向喜想，算了吧，二丫頭，你也別過火了，我還不知道你對錢財的稟性。不過向喜什麼也沒說，過後還是把足夠的費用按時寄給了順容。

順容攜取燈回保定後，還真的實踐著自己的諾言。她開始按照一個“新式女孩”的標準來撫養取燈，她無比挑剔地為取燈更換著保姆，她尤其受不得那些來自郊外鄉村的女人，她嫌她們侍弄、打扮取燈時帶著村氣。有一次一位保姆在給取燈洗臉時把棉襖領子掖在了脖子裡，順容就衝保姆奔過來說：“這是你們村裡人洗臉的架式，給孩子洗臉不會把棉襖脫下來嗎，裡邊又不是沒有毛衣！”有一次一個保姆給取燈梳頭，往取燈的頭髮上不住抿水，順容又奔了過來說：“哎，哎，你這是幹什麼，往頭上抿水長蝨子。”還有一次，有位保姆在取燈的兩眉之間點了一個紅點，這更激怒了順容，就為這，她立刻辭退了那個保姆。她說那保姆把取燈打扮成了一個新城縣的泥娃娃。保定北邊有個新城縣，新城縣出泥娃娃，泥娃娃腦門上都點著紅點。後來又經介紹，來了一位家住老城根兒還了俗的、識文斷字的修女作取燈的保姆，才算留了下來。

２５

民國九年（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宜昌發生兵變。據岳陽《大公報》載：“夜半，駐宜昌十八師與十三混成旅部分士兵因反對王佔元剋扣軍餉，突然譁變，變兵搶劫財產後房屋則被火焚一空，如二架牌坊自大十字街起至禮泰藥房止，二面房屋焚去二百多家；鼓樓街焚去天寶銀樓等；北門焚去當鋪、商店數家，白衣庵街焚去蕭鼎新布號等數十餘戶；東嶽廟街焚去五十餘家；南門外正街焚去鳳祥銀樓等數家；一馬路焚去慎泰食品店、成章洋貨匹頭店、利昌罐頭店、新鳳祥銀樓、日商武林洋行、大阪堆疊、德商馬金洋行等。損失最重者為城內城外綢緞店、京貨店等，皆如水洗。是夜，變兵搶佔電報局，不準市民向外拍報通話。”

另據官方統計，此次兵變所受損失，宜昌地方財產六百二十五點三萬串。外商受災的有四十家，其中日本十九家，美國八家，英國七家，俄國和義大利各兩家，法國和希臘各一家。總計損失兩千萬元。

繼宜昌兵變後，次年六月，陸軍十八師、第八師、第二師的部分士兵在武昌、沙市等地再次譁變，該地損失更甚，銀行、官錢局、造幣廠亦被焚。

幾次兵變因有礙外商和外國僑民利益，停泊於長江下游的英國炮艦“格那脫”、“格列格”號奉命西上抵宜昌。美國炮艦“孟活開”號和日本軍艦亦先後抵宜昌。駐華法國公使和日使均向北京外交部提出交涉。

北京政府迫於壓力，在處理此次事件時格外謹慎，急令湖督王佔元嚴懲禍兵。之後數名主官被免職，十四名營以下軍官被處決。向中和的第十三混成旅被取消番號。不久，王佔元本人也因“督軍不利”被免職。王佔元被免職之前，幻想挽回局面，要對北京政府作出姿態，決定處決所有參與兵變計程車兵。名義上他給一千二百餘名變兵發足兩個月餉銀，聲稱將其遣回原籍，暗地卻密令第四旅旅長劉佐龍在湖北孝感車站設下埋伏。待押運變兵的火車停孝感時，將手無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