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2月，步行行軍移到郭村公社下胡宅大隊。在下胡宅七年，受排擠七年。1966年12月，我們實在待不下去了，一氣之下，跟著移民的火車全部搬遷到黎川。我們在福建省光澤火車站雪地裡住了一個月，也不後悔。”接著他跟我講起了受下胡村排擠的方方面面：

一是排擠移民的幹部；二是新老社員分隊結怨；三是刁難移民，不給宅基地；四是工業品獎售票只分給老社員，不給新社員，幹部貪汙多佔；五是政治上、經濟上排擠移民。老人最後說：“當時政府安排後靠移民問題確實太多，土地少，人口多，形成新老社員矛盾也很自然。遲走不如早走。我們不走，新老社員肯定要鬧事。”

我在浪川鄉沙眾村和汾口鄉村坑、業嶺村調研時；他們跟我說起了43年前那場爭奪土地的械鬥。他們說：“現在想起，也心有餘悸。”

沙眾大隊和村坑、業嶺兩個大隊在爭奪山地時，曾發生不少糾紛。沙眾大隊認為：村坑、業嶺兩個大隊開墾出的大量山地屬於原來湖村的，應該奪回歸自己種。村坑、業嶺兩個大隊則認為：庫內的山林已被國家徵收，國家的山誰開誰種。1963年，沙眾大隊派出一批社員到村坑、業嶺兩個大隊原來種桐子的一座名叫錢金山的山上挖山。村坑、業嶺兩個大隊在一邊向上級控訴的時候，一邊就籌劃著用武力搶回自己原來種玉米的錢金山。

1961年5月20日晚，村坑、業嶺兩個大隊在月嶺塢召開兩隊的社員大會。會上，兩個大隊的大隊長在大會上說：“我們兩個大隊要生存下去，就要把沙眾大隊搶挖去的錢金山奪回來。”並把事先準備好的《村坑、業嶺勞動規則聯合合同》在大會上宣讀了一遍。“合同”中規定：一是苞蘆山按當日出勤勞動力分配，生產出來的糧食全部按勞動工分分配。二是在挖苞蘆山時，如果雙方發生衝突，小傷包醫，大傷包治，同時負責他全家生活費，如重傷治不好，發生死亡，負責2000元安家費。三是16歲至60歲的人全部參加，如誰不肯去，自留地收回，全家生活不給安排。四是半途而廢者，也同第三條處理。五是如沙眾人被我們打傷，上級要我們去坐牢，無論誰去都要負責他家全家生活費。六是各生產隊聽通知挖山，如生產隊長不執行，由大隊長負責。

當天晚上，兩個大隊的全部社員都在合同上簽字畫了押。一場大規模的械鬥就在錢金山上爆發了。

6月2日一早，業嶺、村坑兩個大隊的全體社員帶了午飯到羅家塢集中，兩個大隊的幹部清點人數，業嶺大隊58人，村坑大隊69人，共127人。主要幹部做了簡短的研究，分析了幾種情況：一是今天下雨，可能沙眾人不去挖山怎麼辦？二是他們看到我們人多，可能不敢做聲怎麼辦？村坑大隊的大隊長說：“他們不來，我們去找他們，講他們挖掉我們的桐子樹，要賠。”業嶺大隊的大隊長在動員中說：“今天來這裡挖山不是目的，主要是為了解決問題，大家一齊上去，路上不要躲來躲去。”又說：“今天我們人多，沙眾人不會來尋我們的。我們要去找他們尋事，他們不動手，我們要把他們的茅棚拆掉。茅棚是個窩，窩在人還會來。如打起來，不要打他們頭上，打死人要抵命，要打就把他們手骨、腳骨打斷。我們的人如果怕死，半路上跑回來或上山躲起來，回來要和沙眾人一樣打。”　。　想看書來

5．苦難與爭鬥（4）

會後，大家一哄而上，而沙眾人陰雨天都在草棚裡休息。默不作聲地看著村坑、業嶺兩個大隊的人往山上衝。村坑大隊一位社員到草棚邊有意大聲挑釁地喊叫：“這山是公社劃給我們管理的，誰把我們的桐子苗挖掉了？”棚裡的一位老人從床上起來解釋說：“這山原來就是我們湖村人的，不是你們的。”村坑、業嶺兩個大隊的社員就開始打這位老人了。持續了一段時間，這場事件將要平息時，一位業嶺大隊的社員見茅棚裡有一支獵槍，就拿起獵槍煽動說：“沙眾人用槍打人了。”第二場更嚴重的械鬥事件再次興起。後來公社組委方火連得知，從上華趕來，事態才平息。事後，村坑、業嶺兩個大隊為掩蓋事實的真相，反而將沙眾大隊被打的五個社員捆綁起來，誣告他們用獵槍打人，送公社處理。

一場械鬥事件平息了，但三個大隊之間的矛盾激化了，人多地少的矛盾也更加加劇了。浙江省委組織部黨員電教中心主任童髮根埋在心底38年的家史更是令人同情和深思。我幾次來到他的辦公室，想探聽他的那段耐人尋味的童年，但他都閉口謝談，我無奈來到他的家鄉——臨歧鎮。

童髮根家不是移民，1964年，他的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