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小兵 政治運動

下崗 賣*

貧下中農 黨委

黨支部 革命精神

戰天鬥地 馬列主義

批林批孔 部隊

鬥私批修 公檢法

工宣隊

4意義：

這些特別的造詞在那四十年裡，起到了特別的宣傳和運用。特別要注意的是，這些造詞不是文化上的正當出現，而是意識形態裡的需要。大多數是刻意造詞的意思，所以它沒有成為正統文化上的繼承意義。如果現在你看看當時報紙上經常出現的詞，你會覺得怪怪的。所以，這些造詞一點意義也沒有。

2009…3…21 於遺世小屋

21 藏書的崩潰

我一直想象有一個宏大而深沉的藏書室，所有我喜愛的好書，中文的和英文的，都在這兒。書架櫃要用實木做的，亞光飾面，像檔案櫃一般待在書房裡。開架式的書櫃上書籍整齊疊放，歸類排齊。書房裡要飄有書香。書房裡有多路照明。書房當中的讀書檯子，我要像會議桌一樣巨大。上面我要放我的電腦、稿作、書籍等等。有時候我讀累了，到落地長窗那兒把窗簾掀開，或者走到陽臺上看看蟠曲的紫藤花——

可實際上我眼前的書房，沒有想象中的美！

九十年代中我曾經寫過一篇關於我藏書的美文。這篇文章的草稿如今不知道放哪裡去了。文章裡我主要說了我可憐的藏書，幾經收藏，幾經崩潰。時隔幾十年後我依然能重新寫這篇談藏書的美文內容。

那篇美文當時叫《藏書的革命》，我是強調我們要把不合時宜的藏書扔掉！

它是延續我早年讀書時很重要的感受而寫的。因為我的讀書情況，大概和很多國人的讀書情況相似，就是，社會的丕變，藏書也幾經崩潰。想想真慘，我這二十多年裡，藏書先後進行了三四次的重新崩潰。我主動崩潰不適合的藏書，就是為了乾淨讀書的環境。

第一次我扔掉我藏書的時候，是我25歲的那年。那時我在浙江的鎮海演出。在鎮海的街上，我看見一家書店裡放的全部是於梨華的作品。那時我已經讀過於女士的《又見棕櫚　又見棕櫚》小說，對臺灣的文學很是新鮮感。我當時就買了20多本於女士的作品和一些臺灣出版的諾貝爾獎小說。我打了箱子回上海。回到我的小屋，看看橫樑上的陳年書籍，我第一次嗅覺出我讀書的陳腐！　這些書都是“*”的產物，還沒有從我家裡清除掉。我當時還有四本《戰地新歌》、一套《上海早晨》和一本《金光大道》等等。我不由細想，就把樑上的這些書籍全部卸下來，再把我的藏書的橫樑糊上道林紙、鎮平，宛如藏書的擱板，於是，我非常興奮地把新買的書籍放上。我在藏書的橫樑上留出很大空間，因為我預感到，我將全部重新藏書。

我的第二次扔掉藏書是1994年，那時我正式退出江湖演出，回小屋準備潛心寫作。我走了很大一圈，包括我的婚姻，又回到我的遺世小屋裡，唯一的行李是我新添的兩箱藏書。那幾年裡出版界風氣正了，頭腦有了，眼界開了，膽子大了，都在系統地出書。包括有爭議的書籍、有問題的書籍。所以，那段時候我的讀書生活非常活躍、激進。我在我家附近的文廟書市裡買到的好些“很有教益”的書籍：如司馬長風著的《中國新文學史》（三卷）、卡內蒂著的《迷惘》、杜加爾著的《蒂博一家》和毛姆著的《人性的枷鎖》等等。這樣的藏書，讓我的讀書生活上了一個等級。我一下子開啟了一扇智慧的天窗。寫書的夢想由此而來。但是，很快這些藏書又有新的版本出來了。

第三次扔書和第四次扔書分別是1997年和2002年。這兩次都是版本的問題，使我不得不把舊的書籍扔掉。直到九十年代末出版界才顯示成熟出書的繁榮景象，財大氣粗的出版社就在版本上、裝幀上和名氣上打牌。其中《譯林》出版社、“上海文藝出版社”和“作家出版社”的書給我的影響很深，他們集輯出版的書籍很適合收藏。

雖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