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年以後，匈牙利勞動人民黨（即**與社會民主黨合併後的名稱，事件後改稱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的主要領導人拉科西？馬加什不顧本國的歷史傳統與現實，一味照搬蘇聯模式，並且大搞個人崇拜和集權政治。拉科西的所作所為不僅損害了國家的利益，更傷害了匈牙利人民的感情。

1953年斯大林逝世後，在蘇聯新領導人的推動下，蘇聯對東歐國家的內政外交政策做出了一系列調整。在匈牙利，時任部長會議主席的納吉？伊姆雷實施了“新方針”，比其他東歐國家更早地開啟了“非蘇聯模式化”程序。

但由於蘇聯的干預，“新方針”實施了二十二個月就被迫中斷。此後，納吉以著述的方式進一步提出以匈牙利社會主義道路取代蘇聯模式、以主權獨立與民族平等反對蘇聯控制，這些思想在黨內知識分子中產生了共鳴。“新方針”中斷後，匈牙利向舊政策復歸，國內的政治、經濟形勢隨之惡化，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斷下降。

1956年10月，波蘭統一工人黨二屆八中全會召開，波蘭頂住了蘇聯的壓力，選舉了主張走波蘭式社會主義道路的哥穆爾卡為第一書記。這極大地鼓舞了匈牙利的大學生和知識分子，他們提出了以反對蘇聯模式和蘇聯控制為主要內容的“十六點要求”，同時展開了大規模的遊行示威。

但隨後匈牙利勞動人民黨第一書記格羅？艾爾諾在電臺發表的了措辭嚴厲的講話令示威人群由不滿轉為憤怒，人群推倒了位於布達佩斯市中心斯大林廣場上的斯大林銅像。隨後示威者衝進電臺，要求向全國廣播他們的要求。遭到拒絕後，他們開始向電臺大樓發起攻擊，流血衝突開始了。

而隨著第一批干涉蘇軍的進入，事態變得更加複雜，蘇聯模式和蘇聯控制帶來的痛苦和怨恨刺激著匈牙利人，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吸引著他們，波蘭的成功鼓舞著他們，西方的宣傳煽動著他們，蘇軍的坦克威逼著他們，多年來壓抑在心頭的民族屈辱感在激勵著他們。因此，人們越來越激進，暴*越來越嚴重。

而當並蘇共中央領導層對事件和納吉的看法漸趨一致，認為這是一場反蘇、反社會主義的暴*，納吉已背棄了社會主義時，更強硬的武力干預開始了。蘇軍以17個師的兵力向布達佩斯發動了代號為“強風”的軍事行動，並迅速地控制了匈牙利全境。

幾乎與此同時，中東戰爭爆發了。英法兩國把從蘇伊士運河撤軍，一直歸咎於華盛頓一幫反殖民主義者的催促和施壓，並認為目前的困難是杜勒斯造成的，因而對華盛頓採取不理會的態度。他們決定按照他們自己的辦法（更確切地說，是按照以色列總理戴維？本—古裡安所主張的辦法）來解決問題。

華盛頓時間下午…，電傳打字機嘎噠嘎噠打出了第一份新聞公報：以色列軍隊進埃及展開了進攻。

現在，英國的首相艾登和法國總理摩勒已經拿到藉口了。他們故作姿態，同時向以色列、埃及兩處發出最後通諜，要求雙方立即放下武器。艾登在下議院宣佈：“我們已經要求埃及政府同意讓英法聯合部隊暫時進入各重要據點。”如果這一要求遭到拒絕，他說，英法軍隊“就要使用必要的兵力”對蘇伊士運河區進行干涉。

“我實在不明白這些人犯了什麼瘋病。照說也算是有頭腦的人嘛，竟幹出這種荒唐透頂的事來，我還真是第一次見到。可是，我們總不能對弱者實行一種法律，對同我們結盟的國家實行另外一種法律啊”艾森塞威爾獲知訊息後，十分的惱火，在星期三電視廣播裡透露出了對英法的強烈不滿。

而英國人、法國人則認為這場亂子全部應該由杜勒斯負責，艾登表示，無論聯合國提出什麼停火建議，他一概拒絕。

週末，全世界似乎都是大戰臨頭了，英法軍隊正在塞普勒斯上船準備入侵蘇伊士運河，英國的空降部隊也做好了在運河北端降落的準備。

當晚，布林加寧向艾森豪威爾建議由美蘇聯合制止侵略。這使得艾森豪威爾十分憤怒，並且擔心蘇聯藉此而滲透進中東，他對一名助手說道：“這些英國人――我一向還把他們看作是我的左右手呢？”接著，他告訴布林加寧，俄美聯合干涉是“不可思議的”，並提醒這位蘇聯總理，蘇聯紅軍“這時正在殘酷鎮壓匈牙利人民的基本人權”。蘇聯的建議，不過是企圖分散人們對匈牙利事件的注意罷了。

這話可不是冷戰的陳詞爛調，正如GCD總是念念不忘蘇伊士問題，而西方總是念念不忘匈牙利事件一樣。事實上，兩件事一樣惡劣。

美國政府，既面臨蘇聯要求聯合採取決定性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