們從舊有模式束縛下解放出來的要求。（2）創意的來源。創意基本上來源於上級、企業上層、員工、客戶。最重要的創意資源是管理上層。只有上層轉變觀念，產生變革要求，才能更有效地動搖舊有模式的合法地位，否定舊有模式的合理性。（3）創新理論模式的構思、成型、昇華。（4）創新策略的選擇。在改革之初，應以面向市場的暴露部門優先調整為宜，而後應從問題表現最集中、最突出、影響也最為深遠的部門和部位入手，採取把複雜問題分解、簡化的級次化處理技術，各個擊破，把創新風險控制在一定範圍內。（5）對創新實踐效果進行評價。使創新經驗得到深化、昇華，注重創新效果的傳播、擴散。使之有效地轉化為商譽。

知識的有效性取決於對知識的有效綜合、靈活運用的能力。知識轉化為能力是實現知識有效性的至關重要的條件。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使人們的知識觀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即由以往重視知識的獲得轉變為重視知識的利用和創新知識能力的提高。知識發展模式也由漸進積累式向跳躍發展式轉變，由此也進一步引起社會發展觀念的轉變，社會發展更加註重主客體協調與同步發展。

在德性的發展方面，以信譽意識的培育最為重要。

信譽是道德屬性與功利屬性的統一。信譽首先表現為主體內在的精神追求。是人格的一種內在要素，表現為人與人相互之間的信任，是相互往來、聚合的基礎。信譽就其本來的意義是好的聲譽、美譽度。屬於精神形態的東西，與實物資產、金融資產等經濟類資產不同。信譽的功利化屬性。乃是一定社會經濟、文化條件的產物，有其外在的形成根據。在我國曆史上，儒教倫理以人為本，採取人倫本位的社會組織形式，重義輕利的價值取向，人情主義的交換觀，重視實物的財富觀，特別是重本輕末、重本抑末的職業觀。視商業為末業，商人受鄙視，使商業活動失去正當的道德合理性，商譽也自然失去合適的社會土壤和條件。在儒教中，儘管有“人無信則難立”的勸戒，但更有“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的深刻理念，以“義”斥“信”，使“信”只能在孤立的形而上之域中發展，守信也侷限於“為朋友兩肋插刀”的狹隘社會關係中。信譽與商業活動結合的外向延伸路徑受阻。這裡的“義”可以理解為普遍的社會責任。求義可以不必講功利，不必計較行為的功效。時下流行的行為景觀是當一個人犧牲國家利益為他的小團體或企業謀利益、爭權利時，他就可以贏得道義上的支援。在純粹個人意義上表現為不合理、不合法的行為。一旦轉移到團體、企業或更高的層次上，就可以得到人們的認可、接受甚至讚賞，具有了道德上的合理性。這種道德觀具有因人、因時、因地而宜的多元、相對等特點，在社會學意義上可以稱之為特殊主義的道德規範，它與現代市場經濟社會所要求的普遍主義道德規範是不相容的。在為了或大或小群體利益的名義下，賴債心理和逃債行為在倫理道德方面解除了罪惡感，從而可以理直氣壯地賴債、逃債直至廢債。這是信譽意識何以在我國難以普遍化、市場化的深刻歷史文化根源。

現時經商活動已被國人普遍賦予了道德上的正當性與經濟上的合理性，既為信譽意識的培育、發生提供了社會文化土壤，也為制度建設準備了社會心理條件。但是。經驗證明，單純依靠這種文化調適促進行為合理化、促成相應的信用秩序。無疑是相當緩慢的，因此要求透過國家干預實現一系列制度創新。以加速商業文明時代的到來。同時，作為行為主體也應提高心智策略，堅持承諾有度是贏得信譽所應遵循的基本原則。需求合理性也是應當遵循的重要原則，不能毫無節制地對授信方提出要求，需求適度。替人辦了一百件事，有一件事未辦，對方也不滿意，反映了需求無度的心理。無論是承諾有度還是需求適度，都是建立市場經濟秩序所極其需要、極為重要的心態秩序。

處理生存理性概念具有相當的複雜性。現實生存狀態的多樣性使生存價值取向具有了多樣選擇的可能性。由此看來，人們的任一價值選擇都有其合理性和社會基礎，並構成行為正當性的根據。由此推論，**、假冒偽劣等行為和現象的存在都有其合理性了，這將導致價值選擇的隨意性，在理論上否定了價值選擇受更高層次要求制約的可能性。雖然，價值選擇的特性在於根據價值目標的多樣性與價值目標組合模式的多樣性確定某種選擇，但是生存理性的要義、實質在於確定生存的核心價值、主導價值，其內涵是不論生存處於何種狀態，都應保有高度的信心、決心和昂揚的鬥志，不放棄對至美狀態的追求，任何破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