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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慚愧用文抄公的伎倆摘引了一串資料，私心很怕遺漏了毓賢的“愛國”事蹟。

毓賢是一面鏡子，照出了權力者一旦“喪心病狂”，其害至大，其孽至深。中國人無須一百年後站在“現代”的視角審視他的兇殘，即便站在中國傳統的儒教、道教、墨家、法家、兵家、農家、陰陽五行、旁門左道……任何一種人的、理性的立足點上，都不能理喻毓賢式的“滅洋”。

記錄下毓賢的事蹟，是為了給中國留一份極端化的恥辱符號。

我們不要太自以為是。因為被侵略的屈辱，中國人經常記錯帳，討錯債：洋兵殺人，找洋教士賞命；洋政府簽約，找洋教會挑釁；人有罪衍，向上帝興師。那殺人的劊子手，就是中國的“兵”。在同樣拿武器的人（不論洋人、非洋人）面前，他們是孬種；在手無寸鐵的人面前，他們是屠夫。一百年後，我們已不必再分辨他們在太原城殺的是洋教士、洋女、洋娃或中國教民、中國修女了。他們殺的是平民百姓！僅此一點，足可證明這支軍隊決然擔負不起任何崇高的使命。

面對1900年的太原屠殺，我們有權嘆息：中國的官德喪盡了！中國的軍魂死亡了！這樣的官與兵，只有等著懲罰。

上帝睜著眼睛。

政治惡貫滿盈。載漪們推著慈禧，拖著國家，向黑暗走去。“五大臣”的死，是黑暗的序幕。

本來，戰爭離中國很遠，可是鐵帽子王爺們為了自身的利益，硬要將國家拖入戰爭。義和團這時已經完成或接近完成其“點火”的任務，而退到邊緣。直面八國聯軍的，是中國的百姓，中國的山河，中國的無價珍寶……

載漪們留下的教訓只有一條：一個國家，為了轉移國內鬥爭方向，而激化對外矛盾，或試圖將內部破壞力，轉化成對外抗拒力，那是極端危險的遊戲。相關的清醒理念是：正視國家內部的所有難題，並一一解決之，對外，我們才無比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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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網恢恢“罪”與“罰”（1）

四十年間，清朝皇帝兩次被外國入侵者打出京城，這是一項國恥紀錄。慈禧太后的幸運，是兩次逃亡都趕上了，雖然一次的身份是“懿貴妃”，一次是“皇太后”，扯平說是“皇后”跑反，亦不為謬。兩次出逃的不同之處頗多，最大的一點，即咸豐十年（1860）八月八日（9月22日）的逃離圓明園奔向熱河（承德），慈禧個人無過錯；而光緒二十六年（1900）七月二十一日（8月15日）的逃出皇宮奔向西安，慈禧則是國家災難的第一責任人。

與四十年前在大隊御林軍和三千太監簇擁下，彩旗招展，香車滿道的出行形成顯明對比的，是這次出逃簡易而狼狽。不妨看一下當時見證人的記載。

《景善日記》載：

（七月）二十日下午五鍾，通州陷，洋兵將至京……今日召見軍機五次於寧壽宮。老佛將避往張家口……夜半，復召見軍機，唯剛毅、趙舒翹、王文韶三人在前。老佛曰：“他們到哪裡去了？想都跑回家去了，丟下我們母子二人不管。無論有什麼事，你們三人必要跟隨我走。”又謂王文韶曰：“你年紀太大了，我不忍叫你受此辛苦，你隨後趕來罷。”又謂剛毅、趙舒翹曰：“你們二人會騎馬，應該隨我走，沿路照顧，一刻也不能離開。”王文韶答曰：“臣當盡力趕上。”皇帝忽若驚醒，謂王曰：“是的，你總快快盡力趕上罷。”兩宮究於何時離宮，則予不甚清悉……二十一日文年告予，老佛寅時即起，只睡一個時辰耳。匆匆裝飾，穿一藍布衣服，如鄉間農婦，蓋太后先預備者；梳一漢頭，此太后生平第一次也。太后曰：“誰料今天到這樣地步。”用三輛平常騾車帶進宮中，車伕亦無官帽……皇帝悲憤之極，至於戰慄。太后曰：“上你的車，把簾子放下，免得有人認識。”皇帝穿藍紗長袍，藍布褲。老佛又傳諭溥倫曰：“你掛皇帝車沿，好招呼。我坐的那輛，教溥儁掛沿。”謂李蓮英曰：“我知道你不太會騎馬，總要盡力趕上，跟我走。”當此危急之時，唯老佛一人心神不亂，指揮一切。又謂車伕曰：“盡力趕，要有洋鬼子攔阻，你不要說話，我跟他說。我們是鄉下苦人，逃回家去。我們此時先到頤和園。”於是兩宮遂啟程，出宮北門（即神武門）而去。動身時，宮中妃嬪皆跪送，恭祝太后、皇上萬壽。僅有軍機大臣三人乘馬隨行，其餘百官皆奉諭往頤和園會集。予鄰居文年曾恭送一程，見聖駕至德勝門……滿洲之驕子，今落此可憐之結局……老佛一生，此為第二次避敵出走，亦如周幽王被犬戎之難，蒙塵於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