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農民疾苦毫不關心的各級官吏。而蘇軾之所以寫這樣的詩，也完全是出於對農夫的同情和對“牢不可破”的官僚體制的無奈和忿懣。

當然，也有可以令我們的這位官場詩人一逞快意的事情。還是在蘇軾擔任主管司法工作的“通判”時，有一次遇到這樣一件案子：靈隱寺裡的一位執事和尚名曰瞭然，凡心不改，色心難戒，拿了寺院裡的香火錢去泡妞，後來那女子另有新歡，不肯見他，和尚就借酒發瘋，霸王硬上弓，末了還將那女子給殺了。此事被人告發，不想卻引來一幫又一幫為了然和尚說情的，直把個通判府的門檻都踏斷了。蘇軾原本對了然此事便憤怒已極，這說情的越多，反而越堅定了他依法辦案的決心。恰巧那和尚做事不秘，公堂會審，竟發現其臂上刺了兩行詩句：

但願生同極樂國，免教後世苦相思。

活活將自己證了個無可抵賴，於是蘇通判大筆一揮，判了此賊死刑。那硃筆放下之後，蘇軾又提起狼毫，寫下一首頗有特色的詞作：

這個禿奴，修行忒煞，雲山頂上空持戒。只因迷戀玉樓人，鶉衣百結渾無奈。 毒手傷心，花容粉碎，色空空色今安在，臂間刺道苦相思，這回還了相思債。

由此可見，一樣的西湖，一樣的杭州，留給東坡先生的原來並不是一樣的感覺，而先生留給我們的詩詞原來也並不只有一樣的顏色。其實，再往大處看，我們便可以發現同樣的道理也並非只適用於東坡，更適用於我等芸芸眾生。

遙想當年，另一位比蘇東坡還要早幾百年來杭州做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