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窈娘而作也。張邦基《墨莊漫錄》，亦謂弓足起於南唐李後主，是為裹足之始。”由他始作俑，直到辛亥革命才終結的纏足陋習，據西方學者靄理斯認定，這是一種性虐待的變態行為。竟折磨漢族婦女，達一千年之久，這位詩人皇帝，按上海話講，可就是真正的作孽了。中國出了三百多位皇帝，獨他這個舉動，是最出格的，最具其個人色彩的，稱得上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哪怕全世界的皇帝加在一起，也找不出一位用這樣方法青史留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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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後主之死（3）

上有所好，下必甚之，故爾“越王好勇，而民多輕死，楚靈王好細腰，而國中多餓人”（《韓非子》），中國人習慣了上面咳嗽，下面感冒，皇帝放屁，臣民就是五雷轟頂，誠惶誠恐。要是這位情聖兼詩人，不當這個國主，沒有這份最高權力，會弄成舉國皆小腳娘子，蔚然可觀的盛況來嗎？所謂群眾運動，說到底，是運動群眾。如果李煜僅僅是一位詩人，有這種變態心理，頂多騙騙幾個沒頭腦的女孩。但他是至尊至貴的天子，發出史無前例的纏足號召，馬屁精跟著起鬨，御用文人跟著鼓吹，可憐的老百姓敢不雷厲風行麼？

所以，權力這東西，很怪，很可怕，它具有一種催化劑的作用，能將人性中的最本質的惡，釋放出來。釋小惡，則斤斤其得，孜孜其欲；釋中惡，則不擇手段，無所不為；釋大惡，則恬不知恥，倒行逆施。這公式就是：“權力＋誘惑=邪惡”。越大的權力，越大的誘惑，也就產生越大的邪惡。私慾膨脹到了極點，野心萌發到了極點，最後就成了晚期的癌症患者，轉移擴散，不可救藥。

李煜做一個純粹的詩人時，頂多是優哉遊哉的公子哥兒，石頭城中的第一情種；可一當上惟闢作威，惟闢作福的皇帝，權力使他往昏君方向發展。提倡纏足，就是他的惡的一次釋放。

老實講，手中握有權力，是了不起的，神氣活現，吆五喝六，前呼後擁，屁股冒煙；對有些人來講，是禍，是福，還得兩說著呢？這些年，冷眼旁觀周遭的文人，當官當得###不離十者，固然有，而當官當得聲名狼藉，頂風臭四十里者，好像更有。小人得志，蠅營狗苟，欺世盜名，永無厭足，在權力催化下引發的人性畸變，哪裡還有什麼文人品味，一張肉臉上活生生寫著名利二字，令人慘不忍睹。

繼而一想，這班人寫不出東西，不撈名謀利，又能幹什麼呢？

王國維所說的“真”詩人，那是有“真”本事的。治國為其短，寫詩為其長，打仗是其短，作畫是其長。《珍席放談》一書說：“江南李後主善詞章，能書畫，盡皆臻妙絕。”作者高晦叟，為宋代人，距李後主不遠，有這個評價，足見詩人風流絕世，才華絕代，並非溢美之詞。

公元962年（宋建隆二年），李煜繼位之時，給趙匡胤打了個報告，他對他自己不適宜當皇帝，更適宜當詩人，很清楚地表明瞭內心的苦衷。“臣本於諸子，實愧非才，自出膠庠，心疏利祿，被父兄之蔭育，樂日月以優遊，思追巢許之餘塵，遠慕夷齊之高義……”（《宋史》）本來，李煜毫無繼位的可能，其父皇李璟之後，說好了的接班人，有兩個“兄終弟及”的叔叔，還有一個立為太子的哥哥，怎麼也輪不著他，註定要當一輩子閒雲野鶴，所以，他思想上沒有一點點儲位的準備，也不存有絲毫覬覦皇位的野心，他一天到晚，美女，醇酒，吟詩，作畫……享受生活，徜徉在詩歌和美學的王國裡。

他排行老五，那龍椅根本輪不著他坐，他就成了金陵城內的王孫公子，風流情聖，桂冠詩人，快活神仙。但是，上帝愛給人開個玩笑什麼的，很快，將其接位途程上的障礙物，一一請到了天國。閣下，你就等待著加冕吧！一個寫長短句的閒散之人，偏要他去日理萬機，“一種心思千萬緒，人間沒個安排處”（《蝶戀花》），只好硬著頭皮，在金陵登上帝位。

他喜歡南京，不願意到他父王的都城南昌去。寧可在南京向趙匡胤稱臣十五年，也不到南昌去當更獨立一點的皇帝，這就是詩人的抉擇，也許石頭城鍾靈毓秀，能給他更多詩的靈感。

我記得，八十年代中期，到南京去過一次。那時，張弦還健在，作為熱情的東道主，定要陪著逛逛六朝故都，都是五十年代開始寫作的老朋友，也就無須禮讓的了。出發前，他說，客隨主便，我不讓你們看大家一定要去看的那些名勝風景，何況你們也都去過，我想領你們看大家幾乎不到的一個地方，如何？

我們說，反正也已經上了車，只好悉聽君便了。

李後主之死（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