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萬，現在竟然直接翻了5倍。

周赫煊說：“一億美元可能有些苦難，但八千萬還是有可能談下來的。”

陳光甫豪氣道：“我管他那麼多，等談判重新開始時，我張口就要他1。5個億，能借來多少是多少。”

“你厲害。”周赫煊由衷道。

周赫煊和陳光甫都沒有預料到，他們這樣做，不但提高了桐油貸款，更延長了桐油借款合同。導致本該只採購22萬噸桐油的貸款合同，一下子變成40萬噸，而國民政府直到1943年初才敢對桐油進行統購統銷。

中間憑空延長的一年半時間，成為中國桐油發展的黃金時期。因為那時市場價格已經恢復正常，並且漲得比戰前還高，而國民政府又不敢出面壓價，讓中國桐油從業者活得非常滋潤。

無意間，陳光甫做出了最好的選擇，讓國黨那幫清貴們少吞了無數民脂民膏。

幹得漂亮！

陳光甫拉著周赫煊商量談判手段，胡適的注意力則放到了那些書稿上，他順口問道：“明誠又在寫什麼書？”

一旁的拉貝回答說：“《南京大屠殺》。”

胡適點頭道：“聽說南京有上萬無辜者遇害，這種暴行是應該寫出揭露！”

“不止上萬，”拉貝沉痛地說，“經過我們的整理推測，南京的遇害者，至少在20萬人以上，甚至更多！”

“20萬！沒有搞錯吧？”胡適瞠目結舌。

拉貝指著旁邊大量的一手資料：“你自己看吧。”

胡適首先看的是照片，越看越憤怒，不可自制地踢翻椅子，爆粗口：“幹他孃的小日本兒，豬狗不如啊！”

856【文人】

自五四運動以來，胡適的表現都是謙謙君子。被人當眾挖苦唾罵，他也能笑臉以對，而此時終於失態罵了髒話。

周赫煊終止了與陳光甫的對話，回頭問胡適：“適之兄，你還主和嗎？”

胡適死盯著那些大屠殺照片，搖頭道：“抗戰猶有一線生機，求和必然萬劫不復。四萬萬國民，若是舉手投降，則悉數淪為待宰之羔羊。”

“很好，你終於想通了。”周赫煊欣慰道。

後世罵胡適的人很多，原因即為主和。然而主和者並非胡適一人，學術大牛陳寅恪和吳宓先生，他們在抗戰初期也是主和的。

在學術界，這份主和名單可以排很長。比如北大校長蔣夢麟、北**學院教授周炳琳，還有蔣廷黻、陳之邁等等等等，那是數也數不清。

而國黨的高官群體當中，汪兆銘、孔祥熙、張群、居正、于右任、陳立夫、閻錫山、徐永昌、王寵惠、陳布雷、魏道明，這些人要麼主和，要麼傾向於妥協。

你敢相信？大名鼎鼎的陳寅恪先生，曾親口說過這種話：“抵抗必亡國，屈服乃上策”。

這兩句出自吳宓先生的日記，是七七事變爆發後的第七天，兩人飯後散步閒聊時說的。陳寅恪認為，拱手讓出華北而求和，還能保住華南以偏安，將來或許可以漸漸恢復國土。若戰則全域性覆沒，中國永亡矣。

以至於常凱申在南京淪陷後，在日記當中感慨道：“文人老朽以軍事失利皆倡和議，高階將領皆多落魄望和，投機取巧者更甚……近日各方人士與重要同志，皆以為軍事失敗非速求和不可，幾乎眾口一詞。”

在軍令部長徐永昌看來，公開主和者其實有限，更多的是隱性求和者。因為公開主和會被罵漢奸，所以官職越大、全力越盛的人，往往口是心非，高呼抗戰而傾向妥協。

甚至在徐永昌的眼中，擁有軍事實力的地方首腦，在劉湘病逝以後，只有共黨和桂系才是真正的主戰派，其餘皆心懷叵測。

所以在抗戰之初，常凱申是非常孤立的，靠著乾綱獨斷才把中國拉上了抗日的戰車。

正因如此，汪兆銘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從1938年冬開始走上公開求和的道路。他覺得自己能一呼百應，然而真正的實權人物卻不跟著他混，身邊追隨的盡是些政治失意者。

當時的輿論風向是：戰敗可諒，言和有罪。

對於汪兆銘的“豔電”，雖然有無數人破口大罵，但卻不乏同情和共鳴者。因為他們也是這樣想的，只是汪兆銘當了漢奸，而他們不敢當漢奸而已。

即便到了1939年夏天，這種軍政官僚整體趨向於妥協的情況都未改變，國黨中央黨務秘書王子壯在日記中寫道：“……憑心論之，目前能以支援大局，堅決不撓者，亦似只有彼（老蔣）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