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齡被折磨得如痴如狂，卻不肯放棄對舉人的追求。三年後，康熙二十九年，蒲松齡又參加鄉試，頭場考完，被內定第一名，偏偏第二場考試他因病沒能考完。又名落孫山！他的《醉太平》詞寫“倔強老兵，蕭條無成，熬場半生”，“將孩兒倒繃”，像有育兒經驗的婦人把嬰兒襁褓包倒了。

年過半百的蒲松齡仍不肯罷休，他的妻子劉氏勸他：不要再考了，如果你命裡有官運，早就出將入相了。山林自有樂地，何必一定要聽打著板子向老百姓催稅的聲音呢？蒲松齡雖然覺得妻子說得不錯，卻仍不甘心，他63歲時在《寄紫庭》中寫“三年復三年，所望盡虛懸”，說明蒲松齡再次在鄉試中失利。此時離他“三試第一”已過去44年。

蒲松齡升官夢破滅後，又寄希望於兒孫。耐人尋味的是，不僅他的子孫不能飛黃騰達，他教的學生也同樣沒官運。他40歲後任教的畢府，過去出過尚書、刺史，蒲松齡在畢府30年教出的學生，居然無一人透過鄉試。這一切都說明，蒲松齡治學跟科舉考試背道而馳。

蒲松齡在八股文上用這麼多精力，未免可惜。如果他把全部精力放到寫小說上，《聊齋志異》的篇幅肯定可以翻一番。那是多美妙的事？

我們現在旁觀者清，當年蒲松齡卻當局者迷。因為，“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科舉制度是下層知識分子改變人生命運的唯一出路。蒲松齡雖然喜歡寫小說，卻數十年如一日，花費大量精力鑽研八股文，痴痴盯著“舉人”這個頭銜。直到晚年，蒲松齡因為《聊齋志異》很有名氣時，他仍然認為，自己一生一事無成。

人總是很難認識自己，蒲松齡始終認為他做進士綽綽有餘，只是缺舉人這個環節。《聊齋志異》反映出強烈的“舉人”情結。蒲松齡在《王子安》“異史氏曰”中說，秀才考舉人有七種相似：剛進考場時，光著腳提著考籃，像乞丐；點名時，考官訓斥，隸卒責罵，像囚犯；等回到考試的號房，一個一個號房上邊露出腦袋，下邊露出腳丫，像秋末快要凍壞的蜜蜂；等出了考場，神情恍惚，覺得天地都變了顏色，像出籠的病鳥；等到盼望發榜，草木皆兵，做夢也總是幻想考中，有時想到得志，頃刻間樓閣亭臺都有了；有時想到失意，瞬息間骨頭都爛了，這個時候，坐臥難安，好像是被拴住的猴子；忽然，飛馬來報考中的訊息，報條裡卻沒有我。這時神情突然變了，灰心喪氣，像服了毒藥的蠅，擺弄它也沒感覺；剛剛失敗時，心灰意冷，大罵考官沒眼睛，筆墨沒靈驗，勢必把案頭的書都燒了，燒了還不解氣，還要撕碎了，用腳踏，用腳踏還不解氣，一定要把這些書丟到髒水裡，從此披髮入山，面向石壁，再有人把八股文拿給我，必定要把他轟走，沒多久，氣漸漸平了，想求功名的想法又起來了，就像是跌了蛋的斑鳩，只好銜木營巢，重新另築窠。這樣的情況，當局者痛哭得要死要活，而從旁觀者的角度看來，實在是可笑到極點。“七似”對秀才考舉人的精彩概括，沒有切身體會絕對寫不出來。而這些真實的感受是蒲松齡寫出大量精彩科場小說的依據。

蒲松齡既然連舉人都沒有做上，那麼，現在留存下來的蒲松齡的唯一畫像為什麼是穿官服的？他穿的是什麼“官服”？

執著可悲舉人情結（3）

蒲松齡的官服是貢生服。蒲松齡19歲成秀才，72歲成貢生。貢生，是蒲松齡在科舉路上苦撐苦熬數十年的最終成果。

貢生有幾種，蒲松齡是歲貢，又叫“挨貢”，就是做廩生（朝廷給補助的秀才）滿十年後排隊挨號升貢生。一個縣三年可升一人。做了貢生，理論上可以做官，於是蒲松齡有了個官銜：“候選儒學訓導”。

“儒學訓導”是多大的官？儒學訓導算不上是官，也沒有品，算小吏。封建社會有各級官學，中央有國子監，省裡有府學，最低的是縣學。縣學正教官叫“教諭”，需要舉人出身，副教官叫“儒學訓導”，可以派貢生做。但是，請注意，蒲松齡的“儒學訓導”前邊還有兩個字“候選”，也就是你有儒學訓導資格，能不能做上？還得由巡撫決定：看山東省除淄川縣之外，有沒有空出位子，如果空出位子，再看有沒有排在你前邊的人？蒲松齡做廩生27年，才捱上貢生，照此挨下去，這個大約相當於縣中學副校長的“儒學訓導”何時到手？所以，蒲松齡這個“儒學訓導”，這個“歲貢”，頗像現今大學評職稱給資格很老的副教授“資格教授”，不兌現工資和崗位，所謂“地方糧票”、“評退教授”、“名片教授”。對年逾古稀的蒲松齡來說，貢生只帶來精神安慰和小小的實際利益：四兩貢銀。縣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