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沒有官府援助麻煩事甚多，要長久而大規模地辦成一種文化教育事業是無法想象的。當然獲得官府的援助需要付出代價，甚至也要接受某種控制，這就需要兩相周旋了，最佳的情景是以書院的文化品格把各級官員身上存在的文化品格激發出來，讓他們以文化人的身份來參與書院的事業，又憑藉著權力給予實質性的幫助。這種情景，後來果然頻頻地出現了。

由此可見，書院的出現實在是一批高智商的文化構想者反覆思考、精心設計的成果，它既保持了一種清風朗朗的文化理想，又大體符合中國國情，上可摩天，下可接地，與歷史上大量不切實際的文化空想和終於流於世俗的短期行為都不一樣，實在可說是中國文化史上一個讓人讚歎不已的創舉。中國名山間出現過的書院很多，延續狀態最好、因此也最有名望的是嶽麓書院和廬山的白鹿洞書院。

嶽麓書院的教學體制在今天看來還是相當合理的。書院實行“山長負責制”，山長這個稱呼聽起來野趣十足，正恰與書院所在的環境相對應，但據我看來，這個稱呼還包含著對朝廷級別的不在意，顯現著幽默和自在，儘管事實上山長是在道德學問、管理能力、社會背景、朝野聲望等方面都非常傑出的人物。他們只想好生管住一座書院，以及滿山的春花秋葉、夏風冬月，管住一個獨立的世界。名以山長，自謙中透著自傲。山長薪俸不低，生活優裕，我最近一次去嶽麓書院還專門在歷代山長居住的百泉軒流連良久，那麼清麗優雅的住所，實在令人神往。在山長的執掌下，書院採取比較自由的教學方法，一般由山長本人或其它教師十天半月講一次課，其它時間以自學為主，自學中有什麼問題隨時可向教師諮詢，或學生間互相討論。這樣乍一看容易放任自流，實際上書院有明確的學規，課程安排清晰有序，每月有幾次嚴格的考核，此外，學生還必須把自己每日讀書的情況記在“功課程簿”上，山長定期親自抽查。課程內容以經學、史學、文學、文字學（即小學）為主，也要學習應付科舉考試的八股文和試帖詩，到了清代晚期，則又加入了不少自然科學方面的課程。可以想象，這種極有彈性的教學方式是很能釀造出一種令人心醉的學習氣氛的，而這種氣氛有時可能比課程本身還能薰陶人、感染人。直到外患內懮十分深重的１８４０年，馮桂芬還在《重儒官議》中寫道：

今天下唯書院稍稍有教育人材之意，而省城為最。餘所見湖南之嶽麓、城南兩書院，山長體尊望重，大吏以禮賓之，諸生百許人列屋而居，書聲徹戶外，皋比之坐，問難無虛日，可謂盛矣！

這種響徹戶外的書聲，居然在嶽麓山的清溪茂林間迴盪了上千年！

在這種氣氛中，嶽麓書院的教學質量一直很高，遠非官學所能比擬。早在宋代，長沙一帶就出現了三個公認的教學等級：官辦的州學學生成績優秀者，可以升入湘西書院；在湘西書院裡的高材生，可升入嶽麓書院。在這個意義上，嶽麓書院頗有點像我們現在的研究生院，高標獨立，引人仰望。

辦這樣一個書院，錢從哪兒來呢？仔細想來，書院的開支不會太小，在編制上，除山長外，還有副山長、助教、講書、監院、首事、齋長、堂長、管幹等教學行政管理人員，還要有相當數量的廚子、門夫、堂夫、齋夫、更夫、藏書樓看守、碑亭看守等勤雜工役，這些人都要發給薪金；每個學生的吃、住、助學金、筆墨費均由書院供給，每月數次考核中的優勝者還要發放獎金；以上還都是日常開支，如果想造點房、買點書、整修一下苑圃什麼的，花費當然就更大了。書院的上述各項開支，主要是靠學田的收入。所謂學田，是指書院的田產。政府官員想表示對書院的重視，就撥些土地下來，有錢人家想資助書院，往往也這麼做，而很少直接贈送銀兩。書院有了這些田，就有了比較穩定的經濟收入，即便是改朝換代，貨幣貶值，也不太怕了。學田租給人家種，有田租可收，一時用不了的，可投入典商生息，讓死錢變成活錢。從現存書院的賬目看，書院的各項開支總的說來都比較節儉，管理十分嚴格，絕無奢靡傾向，而學田的收入又往往少於支出，那就需要向官府申請補助了。我想，那些劃給書院的土地是很值得自豪的，一樣是黑色的泥土，一樣是春種秋收，但千百年來卻是為中國文化、為華夏英才提供著滋養，這與它們近旁的其它土地有多麼的不同啊。現在我的案頭有一本二十年前出版的書中談到書院的學田，說書院藉著學田“以地租和高利貸的剝削收入作為常年經費”，憤懣之情溢於言表。按照這種思維邏輯，地租和典息都是“剝削收入”，書院以此作為常年經費也就逃不脫邪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