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一個什麼樣的所在，我當時並不很清楚。憑直感，這是一個年代久遠的文化教育機構，與眼下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正好大異其趣，但它居然身處洪流近旁而安然無恙，全部原因只在於，有一位領袖人物青年時代曾在它的一間屋子裡住過一些時日。嶽麓書院很識時務，並不抓著這個由頭把自己打扮成革命的發祥地，朝自己蒼老的臉頰上塗紫抹紅，而是一聲不響地安坐在山坳裡，依然青磚石地、粉牆玄瓦，一派素靜。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誰願意來看看也無妨，開一個邊門等待著，於是就有了我與它的不期而遇，默然對晤。

據說世間某些氣功大師的人生履歷表上，有一些時間是空缺的，人們猜想那一定是他們在某種特殊的遭遇中突然悟道得氣的機緣所在。我相信這種機緣。現在常有記者來詢問我在治學的長途中有沒有幾位關鍵的點撥者，我左思右想，常常無言以對。我無法使他們相信，一個匆忙踏入的庭院，也不太清楚究竟是作什麼用的，也沒有遇見一個人，也沒有說過一句話，竟然是我人生中的一個“關鍵”。完全記不清在裡邊逗留了多久，只知道離開時我一臉安祥，就像那青磚石地、粉牆玄瓦。

記得下山後我很快回了上海，以後的經歷依然坎坷曲折，卻總是盡力與書籍相伴。

書籍中偶爾看到有關岳麓書院的史料，總會睜大眼睛多讀幾遍。近年來，出版事業興旺，《嶽麓書院史略》、《朱熹與嶽麓書院》、《嶽麓書院山長考》、《嶽麓書院名人傳》、《嶽麓書院歷代詩選》、《嶽麓書院一覽》、《中國書院與傳統文化》等好書先後一本本地出現在我的案頭，自己又多次去長沙講學，一再地重訪書院，終於我可以說，我開始瞭解了我的庭院，我似乎抓住了二十七年前的那個傍晚，那種感覺。

嶽麓書院存在於世已經足足一千年了，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這是世界上最老的高等學府。中國的事，說“老”人家相信，說“高等學府”之類常常要打上一個問號，但這個問號面對嶽麓書院完全可以撤銷。一千多年來，嶽麓書院的教師中集中了大量海內最高水平的教育家，其中包括可稱世界一流的文化哲學大師朱熹、張栻、王陽明，而它培養出來的學生更可列出一份讓人歎為觀止的名單，千年太長，光以清代而論，我們便可隨手舉出哲學大師王夫之、理財大師陶澍、啟蒙思想家魏源、軍事家左宗棠、學者政治家曾國藩、外交家郭嵩燾、維新運動領袖唐才常、沈藎，以及教育家楊昌濟等等。嶽麓書院的正門口驕傲地掛著一副對聯：“唯楚有材，於斯為盛”，把它描繪成天下英材最輝煌的薈萃之地，口氣甚大，但低頭一想，也不能不服氣。你看整整一個清代，那些需要費腦子的事情，不就被這個山間庭院吞吐得差不多了？

這個庭院的力量，在於以千年韌勁弘揚了教育對於一個民族的極端重要性。我一直在想，歷史上一切比較明智的統治者都會重視教育，他們辦起教育來既有行政權力又有經濟實力，當然會像模象樣，但為什麼沒有一種官學能像嶽麓書院那樣天長地久呢？漢代的太學，唐代的宏文館、崇文館、國子學等等都是官學，但政府對這些官學投注了太多政治功利要求，控制又嚴，而政府控制一嚴又必然導致繁瑣哲學和形式主義成風，教育多半成了科舉制度的附庸，作為一項獨立事業的自身品格卻失落了。說是教育，卻著力於實利、著意於空名、著眼於官場，這便是中國曆代官學的通病，也是無數有關重視教育的慷慨表態最終都落實得不是地方的原因。當然，其中也不乏一些文化品格較高的官員企圖從根本上另闢蹊徑，但他們官職再大也擺脫不了體制性的重重製約，阻擋不了官場巴社會對於教育的直接索討，最終只能徒呼奈何。那麼，乾脆辦一點不受官府嚴格控制的私學吧，但私學畢竟太瑣小、太分散，匯聚不了多少海內名師，招集不了多少天下英材，而離開了這兩方面的足夠人數，教育就會失去一種至關重要的莊嚴氛圍，就像宗教失去了儀式，比賽失去了場面，做不出多少事情來。

正是面對這種兩難，一群傑出的教育家先後找到了兩難之間的一塊空間。有沒有可能讓幾位名家牽頭，避開鬧市，在一些名山之上創辦一些『民辦官助”的書院呢？書院辦在山上，包含著學術文化的傳遞和研究所必需的某種獨立精神和超逸情懷；但又必須是名山，使這些書院顯示出自身的重要性，與風水相接，與名師相稱，在超逸之中追求著社會的知名度和號召力。立足於民辦，使書院的主體意志不是根據當時的政治需要而是根據文人學士的文化邏輯來建立，教育與學術能夠保持足夠的自由度；但又必須獲得官府援助，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