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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簡單的例子是我進上海戲劇學院讀書後，發現當時全院學術威望最高的朱端鈞教授和顧仲彝教授都是餘姚人。這是怎麼搞的，我不是告別餘姚了嗎，好不容易進了大學又一頭撞在餘姚人的手下。

近幾年怪事更多了。有一次我參加上海市的一個教授評審組，好幾個來自各大學的評審委員坐在一起發覺彼此鄉音靠近，三言兩語便認了同鄉，然後都轉過頭來詢問沒帶多少鄉音的我是哪兒人，我的回答使他們懷疑我是冒充同鄉來湊趣，直到我幾乎要對天發誓他們才相信。這時正好走進來新任評審委員的復旦大學王水照教授，大家連忙問他，王教授十分文靜地回答：“餘姚人”。

就在這次評審回家，母親愉快地告訴我，有一個她不認識的鄉下朋友來過電話，用地道的餘姚話與她交談了很久。問了半天我才弄明白，那是名揚國際的英語語言學家陸谷孫教授，我原先以為他似乎理所當然應該是英國籍的世界公民。

前兩年對舊上海世俗社會的心理結構產生了興趣，在研究中左挑右篩，選中了“海上聞人”黃金榮和“大世界”的創辦者黃楚九作為重點剖析物件，還曾戲稱為“二黃之學”。但研究剛開始遇到二黃的籍貫我不禁頹然廢筆，傻坐良久。二黃並沒有給故鄉增添多少美譽，這兩位同鄉在上海一度發揮的奇異威力使我對故鄉的內涵有了另一方面的判斷。

故鄉也有很丟人的時候。“文化大革命”時期把嚴子陵、王陽明、黃宗羲、朱舜水的紀念碑亭全部砸爛，這雖然痛心卻也可以想象，因為當時整個中國大陸沒有一個地方不是這樣做的；但餘姚發生的武鬥之慘烈和長久，則是出乎想象之外的。

餘姚人打殺餘姚人，打到長長的鐵路線獨獨因餘姚而癱瘓在那裡，上海的街頭貼滿了武鬥雙方的宣言書，實在丟人現眼，讓一切在外的餘姚人都抬不起頭來。難道黃宗羲、朱舜水的剛烈之風已經演變成這個樣子了？王陽明呼喚的良知已經纖毫無存？在那些人心惶惶的夜晚，我在上海街頭尋找著那些宣言書，既怕看又想看。昏黃的燈光照著血腥的詞句，就文詞而言，也許應該說是當時全國各地同類宣言書中寫得最酣暢漂亮的，但這使我更加難過，就像聽到華麗的男中音罵出了一串髒話，而這個男中音又恰恰是從我家舊門傳出，如何消受得住。如果前後左右沒有人看見，我會從牆上撕下這些宣言書，扯成最細的紙丁，塞進陰溝，然後做賊般逃走。

我怕有人看見，卻又希望故鄉能在冥冥中看到我的這些舉動。我懷疑它看到了，我甚至能感覺到它蒼老的顫抖。它多麼不願意掏出最後的老底來為自己正名，苦苦憋了幾年，終於忍不住，就在武鬥現場附近，１９７３年，袒露出一個震驚世界的河姆渡！袒露在不再有嚴子陵、王陽明、黃宗羲、朱舜水任何遺蹟的土地上，袒露在一種無以言表的的荒涼之中。要不然，有幾位大師在前面光彩著，河姆渡再晚個千把年展示出來也是不慌的。

壩姆渡著實又使家鄉風光頓生。一個整整七千年的文化遺址，而人們平日說起華夏曆史總是五千年。河姆渡雄辯地證明，長江流域並不長久是茹毛飲血的南蠻之地而愧對黃河文明，恰恰相反，這兒也是中華民族的溫暖故鄉。當自己的故鄉突然變成了全民族的故鄉，這種心理滋味是很複雜的，既有榮耀感又有失落感。總算是一件不同凡響的好事吧，從七十年代開始，中國的一切歷史教科書的前面幾頁都有了餘姚河姆渡這個名稱。

後來，幾位大師逐一恢復名譽，與河姆渡遙相呼應，故鄉的文化分量就顯得有點超重。記得前年我與表演藝術家張瑞芳和畫家程十發一起到日本去，在東京新大谷飯店的一個宴會廳裡，與一群日本的漢學家坐在一起閒聊，不知怎麼說起了我的籍貫，好幾個日本朋友誇張地瞪起了眼，嘴裡發出『嗬——嗬——”的感嘆聲，像是在倒吸冷氣。他們雖然不太熟悉嚴子陵和黃宗羲，卻大談王陽明和朱舜水，最後又談到了河姆渡，倒吸冷氣的聲音始終不斷。他們一再把手按在我的手背上要我確信，我的家鄉是神土，是福地。

同桌只有兩位陶藝專家平靜地安坐著，人們向我解釋，他們來參加宴會是因為過幾天也要去中國大陸考察古代陶瓷。我想中止一下倒吸冷氣的聲音，便把臉轉向他們，隨口問他們將會去中國的什麼地方，他們的回答譯員翻不出來，只能請他們寫，寫在紙條上的字居然是“慈溪－上林湖”！

我無法說明慈溪也是我的家鄉，因為這會使剛才還在為餘姚喝彩的日本朋友疑惑不解，但我實在壓抑不住內心的激動，告訴兩位陶藝專家：“上林湖，是我小時候三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