蠻落後而又頑固保守的拓跋氏，憑藉武力，統治中原，必定忌恨文明。作為戰勝者，就要進行殘酷的報復。文化上的差異，也形成可怕的壓迫。弱的劣勢文化，便要凌駕於強的優勢文化之上，這就是中國文化史上時常空白的由來。拓跋氏以人數不多，文化低下的遊牧民族，統治人多地廣文化較高的漢族地區，不得不使用漢族的官吏，士族，和文化人，但又十分忌畏這些文化教養高於他們的被統治者。於是，猜疑忌畏，動輒問罪，大張撻伐，殃及無辜，便成為文化低下的主子們的發洩肆虐的手段。

北魏崔浩的悲劇，就是這樣產生的。殺他的同時，不但“誅清河崔氏無遠近，”連“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皆浩之姻親，盡夷其族。”一下子，就把那些名門望族，比拓跋氏文化層次要高得多漢人，一網打盡。因此，劣強而汰優，便是野蠻戰勝文明的苦果。

所以，人類歷史，就是一部文明與野蠻的較量史。

現在回想陳寅恪那樣的大知識分子，在文革期間受辱於無知的群氓之輩，也就不以為奇。凡落後者，無不反對開化；凡愚昧者，無不仇恨文明；凡文化處於低下狀態者，無不對擁有文化的人嫉恨不已。好一點的，採取戒備疑懼的態度，糟一點的，就是敵對仇視，除之而後快。這些人手中，一旦握有生殺大權，他的第一假想敵，就必是知識分子無疑。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