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勞，這世界當然太平了。這是中國的人權宣言，比法國版的《人權宣言》早七百多年。歷史上執政比較久遠的朝代，一般都是由於開國君主比較開明，汲取歷史教訓，為了國家的長治久安，一時只能‘忘卻營營’，對人民略施仁政，讓人民暫時部分擁有此生，能安居樂業，社會得到了和諧發展。為了能讓王國能遞嬗萬世，部分開明君主還制定了一些約束自己、約束子孫的機制，設立了在某種程度上能對皇帝起監督作用的‘起居郎’官職。漢武帝時有《禁中起居注》，魏晉以下，任命大臣任起居舍人或起居郎等官職，記錄皇帝的言行，記錄的史料直接交付史館，皇帝都不能查閱，直到後日修史時才能啟封。因此，似白痴的晉懷帝聽蛙鳴問臣下，‘（蛙鳴）為官乎，為私乎’、聞‘天下饑饉，百姓餓死’，說‘何不食肉糜’一類的材料，被記入了《起居注》，後來修史的人才知道這種事。唐太宗時期，褚逐良任諫議大夫，知起居注，唐太宗想看看褚逐良記錄的自己的言行，對謂諫議大夫褚遂良說：‘你兼任起居注，你所寫的我可以看一看嗎？’褚逐良斷然回絕說：‘史官記人君的言行，一絲不漏地記錄善惡，這樣人君才不敢做壞事，沒有聽說人君自己取來觀看的！’並且明確地說，皇帝有錯誤，他職責所在，不敢不記。這樣，一些皇帝為了讓國家傳至萬世，也怕身後招致罵名，行為就有所顧忌，行事就受到一些約束，在某種程度上能起監督作用。同時受儒家思想的薰陶，歷朝都有部分臣下愛國愛民，‘忘卻營營’，竭心盡力輔佐國君。因此，中國歷史上不乏明君賢吏，在一定時期，他們讓官民能暫時擁有自己的人生。漢代的文景之治，唐時的貞觀之治，清朝的康乾盛世，莫不如此。這恐怕是中國封建社會其所以比世界各國的長的重要的原擁有因之一。相反，暴君貪官使人民處水火之中，人民無法擁有此生，一人振臂一呼，天下應者雲集，帝國頃刻滅亡。秦始皇統一中國後，想帝位傳至萬萬世，可才過十五載，歷三世，就一朝傾覆；隋煬帝施行暴政，才七年，農民揭竿而起，又七年，他的‘好頭顱’就被人砍去。面對血淋淋的觸目驚心的歷史，難怪唐太宗要發出‘水能載舟覆舟’的慨嘆。可見部分統治者一時能‘忘卻營營’、不讓獸性發作的自律，在某一特定時期，也不失為一種治世的偏方。在世界上，中國封建帝制獨樹一幟，綿延數千年，皇帝的這一自律機制應該說起了一定的作用。可是連這種監督機制非常脆弱的治世偏方，我們也棄而不用。今天莫說是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人，就是地方政府的第一把手，誰又敢記錄他的劣跡？這樣，‘（蛙鳴）為公乎，為私乎？’、‘何不食肉麋’一類的忠實材料的記錄就見不到了，而‘英明偉大’的諛詞，汗牛充棟，‘萬歲、萬萬歲’頌歌，就如雷貫耳。可見單靠某些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的人收斂虎爪，對人民施仁政，還是不能保證所有社會成員擁有此生的。可見如果今天各級黨、各級政府，如果上級能派個官員，忠實履行類似起居注的職務，還是能到很好的監督作用的。

第六章（。dushuhun。）&nbsp；&nbsp；夜茶品夢　33雨暴風狂，識別陰晴勤更衣；公理婆理，分清涇渭識真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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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歷史的侷限，東坡先生當時也不可能提出實現這一理想的具體途徑。後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特別是我國新民主主義主義革命的實踐，開闢了實現人人擁有自己的人生這一崇高理想的新途徑——依法治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讓法律這個鐵籠子，把那些蠅營狗苟的企圖濫用權力的‘老虎’們關起來，這應該是醫治這個社會的千年痼疾的仙丹良藥。這種自由民主的政治的構想，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七日，毛澤東《答路透社記者甘貝爾問》時，明確地向世人昭示了：

“‘自由民主的中國將是這樣一個國家，它的各級政府直到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無記名的選舉所產生，並向選舉它的人民負責，它將實現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與羅斯福的四大自由（言論和表達的自由、信仰上帝的自由、免於匱乏的自由、免於恐懼的自由）。它將保證國家的獨立、團結、統一及各民主強國的聯合。’

“鄧小平同志也反覆強調：要做好乾部的選舉制和任期制，選舉要充分體現選舉人的民主權力和選舉人的意旨，要堅持黨委提名、代表提名和自薦相結合的原則，把群眾公認的、有開拓精神的、真心誠意為群眾辦事的人推薦上來，讓他們發表自己的施政綱領，經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