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強的第二重身份是華遠房地產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長。“這要求我對公司的股東負責。這兩年捐了不少錢，大多是以這個身份捐的。”

任志強的第三重身份是全國工商聯房地產商會的輪值主席。“在這個位置上，我就要代表房地產商，就要為行業說話。”

任志強的第四重身份是北京市政協委員。“我的這重身份要求我為窮人說話。我提出房地產擔保制度就是為消費者的利益著想；前兩年，首都機場過路費從10元提到15元，我第一個提案反對，後來又重新降回了10元。”

可是，在闡述完自己的四重身份之後，任志強又說了句要捱罵的話——“但我最不願捐錢給窮人。”

為什麼？

我們知道任志強初中沒畢業就被分到陝西延安縣插隊，1999年，任志強和當年插隊的隊友一起回到延安縣，他們把煙、酒、豬肉、羊肉、電視等物品塞滿了旅行車的後備箱。然而，任志強發現當地仍跟以前一樣貧窮，曾經住過的窯洞塌了一半，窗臺上還留著當年貼過的報紙的痕跡。

於是，任志強以個人名義給村裡捐了10萬元，又讓當地武裝部挑了40多個文化水平相對高一點的村民，把他們帶到京郊的一個別墅區當保安、園丁，每人每月收入五六千元，相當於當地一年的收成。

但不到一年，由於受不了有管制、有紀律的生活，這幾十個人幾乎都跑光了。任志強當初採取的連保連坐（互相擔保）的預防措施，也沒派上用場。最後連負責組織人員的地主兒子（同時也是村支部書記）都說沒臉見他。

這件事情，讓任志強失望之極、氣憤之極。

接著，任志強又聽說，村裡並沒有收到那筆捐款，錢到了縣扶貧辦就不知去向。他託付一個在當地當副縣長的朋友負責監督，3年後錢終於落實到位。

“我再也不想回到那個村去。那裡就該那麼窮！那裡就不該有人住。國家幾次動員搬遷，但走了一些人後，地多起來了，留下的人就不走了。他們不走，就會繼續繁衍，結果人又多了起來，地又少了……”

“除了自己，別人很難救得了他們。”這種經歷讓任志強覺得“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也讓他覺得沒有必要捐款給窮人。

還有一次，京郊門頭溝的一所小學說要建學校，華遠公司主動捐了20萬元。後來，校長想要40萬元，因為蓋學校花了120萬元。任志強一怒之下一分錢也不給了，蓋一所小學哪裡用得了120萬元？

“我們不願意把錢捐給個人，因為把錢直接給窮人只能幫助到幾個人。我們更願意把錢捐給扶貧基金，因為扶貧基金不是一對一的，它能夠創造更多的產值，能夠透過培養一個孩子拉動10個孩子。”

事實上，僅2005年一年，任志強就捐助了117個基金。

任志強就是這樣一個人，只要有資料、有事實、有邏輯，他就不分場合、不分時機、不分物件地屢屢放“炮”。但他的每一句狂言，在經歷了無數唾沫星子的回應之後，還能保證語法上和邏輯上的正確性。因此，任志強在成為靶子的同時，也成了一些人心目中的偶像。

對於一個不受道德規訓羈絆的人，很難再從道德的視角來觀察他。那麼，當道德解釋對他失效的時候，我們還可以從哪個角度來解釋他？也許只有任志強自己才有這種洞察力。他曾引用馬克思的話：“人們為之奮鬥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

如果單純地討論任志強的話語風格，那麼我們也許可以套用馬克思的話：　人們胡言亂語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如果再把這句話翻譯成中國的俗話，那就是：　屁股不僅決定腦袋，也決定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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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政商“三位一體”（1）

思想決定行為，行為決定習慣，習慣形成性格，性格決定命運。這是人成功的一條邏輯鏈。任志強強硬直率的個性無疑對他的成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那麼，什麼決定思想呢？

心理學鼻祖弗洛伊德說：　你的童年決定了你以後的人生！小時候習慣於偷雞摸狗，長大了不一定會把牢底坐穿，但至少成不了民族英雄。

任志強已經年過半百了，而且這半個多世紀非同尋常，因為其間發生的大事件太多太多，從“四人幫”到“文化大革命”，從大鍋飯到責任制，從恢復高考到土地改革……所以，任志強的人生經歷相當複雜。

任志強首先是一個商人，但他曾經是個軍人，並且還有半邊屁股坐在政治家的椅子上。所以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