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有區別的：社團主義要求個體和組織的自治；社群則試圖設定個體自治的邊界；並且迄今還沒有產生組織自治。然而這種發展是可以想像的：首先個體自治的程度不斷增強；繼而導致社群組織自治的加強；最終實現更廣泛的社會自治。這無疑將增強公民社會的結構。

如果中國在發展現代經濟的同時；要鞏固社會主義制度；就應該建立一種更強大的起控制作用的社會秩序。這樣；程式和公共機構是必要的；它們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動員社會成員的時間、積極性、精力、忠誠；使之為一個或更多共同目標奮鬥。在這一點上；社群能夠承擔這一角色。由於中國政府的發展方向是小政府；並將自己侷限於制定一般經濟、政治和外部的框架條件；不斷退出社會和日常生活的安排；因此社群逐漸接受了紀律機構的功能；在這種機構中人們學會遵守紀律；以便自我約束；取代父親管教式的紀律約束。這不僅是社會文明程序的組成部分；也是社會合理化的一部分。

五是和諧社會和公民社會。“和諧社會”的概念首次出現在2004年9月*十六屆四中全會的報告中；並由*總理在2005年2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工作報告中進行了闡述。*、法制、公平、誠信和社會發展的均衡是這個社會的典型特徵；問題在於怎樣解決社會矛盾以及以何種方式根除矛盾根源；進而實現社會的穩定。這一目的應該透過建立一個穩固的經濟基礎、經濟和社會的公正、行之有效的法制體系和不斷提高的教育水平來達到。在這個概念框架內；中產階級擴大、低收入人群數量減小、反*等；這種社會的理想規劃取代了“共產主義”的抽象目標。因此“；和諧社會”是一個不十分遙遠的、可以實現的社會“理想模式”；這種社會前景美好；儘管社會矛盾依然存在；但可以得到和平解決。

“和諧社會”概念也使人想起美國社會學家阿米泰？伊茲歐尼（Amitai　Etzionis）的“優越社會”。他反對由國家實施這個任務；因為那將帶有一定的強制色彩；而應該由自覺的公民來完成。然而即使在現在；中國也不再涉及自上而下的命令；國家關心更多的是鼓勵人們自覺實現和諧社會。就此而言；這兩個概念相去並不很遠；儘管框架條件不盡相同；權威的社團主義概念還是描述了中國的現狀。其根本區別在於；個體自治是西方國家關注的中心；而社會的穩定和秩序才是中國的重點。

總之；培養和造就真正的社會公民；發展社群組織；促進關心社會問題的社會團體的形成和志願者的產生；支援非政府組織的建立；並允許其開展活動；加強公共監督；比如監督機關工作人員以便減少*；發展私營經濟；鼓勵私營階層參加社會政治活動；為社會公益事業貢獻力量。這些都是中國加強公民社會的領域。

托馬斯·海貝勒（Thomas　Heberer），杜伊斯堡—埃森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東亞研究所；吳志成，南開大學歐洲研究中心、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本文選自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的《大國策》叢書。

txt小說上傳分享

公民協商與中國基層民主發展（1）

公民協商與中國基層*發展

林尚立

人民當家作主，是中國實行的人民*的直觀表述。其本意是：人民是管理國家的主體，決定國家事務。在價值上，這個取向是積極的，符合*的核心精神，即人民統治；而在工具上，即在制度上，則需要透過一套複雜而有效的制度體系來實現。這套制度體系，不僅要體現出人民對國家最高權力的掌握，而且要體現出人民在日常社會管理中能夠決定自己的事務。從參與國家事務管理的角度看，人民決定自己事務的條件和能力，是人民參與國家事務管理、成為管理國家事務的主體的前提和基礎。可見，不論在多高程度上強調人民*的價值和意義，只要將其付諸實踐，其根本都必然在於人們能夠決定自己的事務。做不到這一點，人民*也就失去了最基本的根基。中國的政治體系將人民決定自己事務的政治生活定位為基層*。基層*建設是中國*政治發展的基礎。基層*執行的主體是公民，理論與實踐都表明，以公民為主體而展開的公民協商是基層*的重要形態，發展公民協商是基層*建設的重要途徑。為此，本文擬從中國基層*發展的內在邏輯，探討公民協商在中國基層*發展中的地位、價值和可能的前景。

基層*：中國的含義

在中國政治生活中，“基層*”的概念與“草根*”的概念常常是混用的。在正式頒發的檔案中，所謂的基層*就是存在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