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者說專家是怎樣當上的？草菅人命，算不上，比起那些貪官汙吏這些人應該算是好的，畢竟要在城市住房的人在這個社會中只佔少數，而且就是在城裡住也完全可以不住商品樓嗎？像王教授這樣的人，因為自己是經濟學的副教授，而且又是國家發改委的常務秘書長，拍馬屁的人是有、請客送禮的人也有、國家發的紅包當然不會少（中央那些人還指望它能搖旗吶呢……），一不偷，二不搶，三又不持槍，“我能富肯定大家都能富，富不了的肯定就是刁民，拿支槍……”

好了，說他幹嘛，放個屁一定比他香。言歸正傳。老百姓活著，騙人的是良心上過不去、誆人的事更顯得有勇無謀，而且騙人誆人要受良心的折磨，只好本本分分的做一個良民。可是，老百姓手中一無錢，二無權，三沒有人情關係網，當然就更談不上啥交易，日子嘛，過一天算一天，那一天面對上天躺下了，就淡淡地說：“我與大地平行了！”

小偷、小盜還是挺有良心的，知道做新時代的佐羅，偷出大盜居然能報案，讓那兩個傀儡來解決（其實白無常、黑無常不存在，只是兩個泥胎木偶）。

老輩姓心中的世外桃源只有在陶淵明的心中存在。

與狼共舞

——中日交往的浪潮

與日本交往首先我們得做好隨時受傷的準備，這是歷史決定的，不是任何人的努力能夠消除的矛盾。從歷史的角度看：中日關係集中體現和濃縮了國家關係的複雜性，它既是鄰國關係，又是大國關係；既是“東西”關係，又是“南北”關係；既有歷史上和平與對立的雙重關係，又有現實中依存和競爭的雙重關係。如此複雜的關係，是歷史沉澱下來的，更是文化沉澱下來的，當然也有經濟的成本在裡面。

在世界承認的中華民族第一帝國——秦漢帝國時期，由於交通工具和地理環境的問題，我們中國人沒有和日本有過任何交往，當然也有人曾經猜想，日本人到底是不是徐方士帶走的為秦始皇尋找長生不老藥的3000童男童女？或者是有沒有可能使這些人與當地土居居民的雜交後代？因為徐方士的目的地就是海中間蓬萊仙閣。從地理條件上來說，這種假設肯定是不存在的。因為在秦漢帝國時期，日本人應該還處在刀耕火種的原始社會時代，與秦漢帝國的文明相比較，同化的基礎都沒有，即使徐方士到了日本的國土上，被當作食物的可能性極大，3000童男童女剛好被他們飽餐一頓，更不用說那艘排水量那樣小的船更笨不可穿越東海到達日本。中國與日本的第一次交手應該說在東漢末年，也就是徐方士已經走了近千年，剛從樹上下來的日本人突然面臨中華文明的波及，其驚愕程度是可想而知的。其實在此時，東漢的軍隊還是從朝鮮半島進入的。從這個方面看，徐方士率領的3000名童男童女被大海吞噬的可能性就增加了，畢竟中華文明在秦漢時期的發展速度是飛速的，工具的更新速度也是飛速的，因為沒有工具的更新就不會有上千年中華文明的奠基。可惜好景不長，東漢只是中華文明史上的曇花一現，而且也是外強中乾的最真實的表現，此後中華大地陷入了長達350年之久的戰亂，日本人從驚愕中尋覓著東漢軍隊帶來的船甲碎片，再經過近300年的研究，終於能從朝鮮半島走進中華文明，這樣的驚愕與恐懼還是迎來了中華文明的第二個高潮——隋唐帝國的建立。

楊堅的軍隊雖然只是在朝鮮半島耀武揚威了一番，可是對日本人來說，那根本算不上噩夢，真真的噩夢來自薛仁貴徵東，也就是李世民的鐵軍。中華民族的大統帶來的強權外交，全面展現了漢字的同化力量，高麗和日本只能區府臣下。公元663年可以說是日本人的噩夢，在唐軍7000將士的炮火中，日本人屈膝投降，但是日本人卻是一個很注重現實的，因為在他們的血液裡流淌著野人的血，他們開始了開昧求知，向大唐學習，萬里遙遙派遣唐使到長安。當時文明古都——長安城市面積約有84平方公里，是現在西安城面積的倍，古代羅馬城的7倍，更是世界上第一個達到百萬人口的大都市。日本的遣唐使在驚愕和崇拜中，不遺餘力地學習著大唐的政治、文化，全面引進大唐的商品和文化，至今在日本還保留著學習中華文明的痕跡。當然這個過程同時給我們在案塌之側安放了一個喂不飽的狼。隋唐帝國灰飛煙滅之後，當中華第三帝國時期來臨之時，日本已經變成了十足的不可理喻惡狼，當然這些衝突都被浩瀚的日本海淹沒了。最讓我們記憶猶深的是明代的倭寇，他們跑到浙江沿海打家劫舍，最終引起了雙方在朝鮮半島的大打出手，結果也是明將李靖揮軍入朝，日本人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