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時，老劉突然問老陳：“你兒子遭了是吧？”

“對。”

一聽這話，我呆住了。跟老陳面對面一上午，我怎麼也想象不到，他和善的笑容裡竟掩藏如此悲傷的內容。

“18歲，在北川中學讀高二，一米七八，比我還高。”老陳說完竟然又笑了笑，臉上甚至還泛起一絲自豪。

我一時哪裡去找話安慰！於是只能學他們，低聲嘆口氣，想借此搪塞過去。周玲和小張已經嚇傻了，惶惶然，一味埋頭裝吃飯，不敢抬頭跟人對眼神。

老陳的左邊坐著老金，既然已經說起這話題，他也就自然接上。

“我一對雙胞胎的兒子遭了。”老金微笑著說。

依次輪下去，桌上有失去女兒的、有失去父母的，不堪一一描述。在座的五六位北川人，竟沒有一個家庭是完整的。

到了小席那兒，小席什麼也沒說，只是一笑。我心存僥倖又有些害怕，老劉悄悄說：“他老婆遭了，他們還沒有孩子。”我心裡格登一下：我的天，剛才幸好沒拿他跟小張開玩笑！

這頓飯吃下來，我是驚嚇多於悲傷。來之前我知道北川暗藏險惡，原曾想險惡藏在高山峻嶺間，沒曾想險惡就在眼前；原曾想險惡藏在悲傷的表情中，不曾想險惡竟藏在微笑的表情後面。回頭再想想此前的種種情景：老陳訪談中反覆強調的他那1696個學生，以及他一帶而過的任家坪北川一中；老金對縣城救援的保留看法；小席面對景仰他的美女時不太自然的笑容，原來這一切的背後都隱藏著那麼深刻的內心傷痛。

震後的北川人內心如同一片廢墟，裡面埋藏著他們所有的真摯情感和美好回憶。他們的心就像那陽光下飄浮在廢墟上空的金黃色蝴蝶，夢幻般扇動著翅膀，彷彿怕一不小心，夢會破碎，成為一種可怕的現實。

有一次我從安昌鎮乘坐曲山鎮政府一位司機的車回綿陽，路上閒聊，他說他父親遇難了，他們一家四兄弟，地震後一直不敢回已經成為廢墟的家去看，直到7月份，他終於忍不住了，想回到廢墟里去找點他父親的遺物留作紀念……他突然回過頭來問：“你猜我找到了什麼？”我不敢猜。他說：“我找到了我父親的一條腿！”我不能想象當時的情景對他的刺激。車已進市區，街上華燈初上，那一刻，我仍然是找不到一句可以安慰他的話，只好沉默著讓他把我送回家。從那時起，我就理解了北川人面對廢墟的心態：魂牽夢縈，卻又害怕面對面。

這時候，傳說中那飄浮在廢墟上空的近乎虛幻的金黃色的蝴蝶，以及那撲面而來的風中蜻蜓，再次浮現在我眼前，揮之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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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傷的心

趙海清突然把臉從桌面上抬起來，帶著十分困惑的表情對我說，“我昨晚做了一個夢，夢見又大地震了！搖呀、搖呀，我說：為什麼又這樣了呢？！……我夢見……我的弟弟被埋了！”

趙海清說這話時，是11月12日，“5·12”地震半週年的特別日子。當時我們正在成都望江賓館“汶川地震應對全球對話：挑戰與治理”的會議現場。出於某種可以理解的原因，北川人迴避用“汶川”地震這種說法，而改稱“5·12”地震。會上一度有幾位國際專家暫時脫離學術探討而用充滿宗教情感的方式提出了跟趙海清在夢中相似的詰問：為什麼災難會降臨在好人身上呢？受到情緒的感染，一向沉穩的香港大學副校長周肇平先生在臺上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說：在中國，宗教是天、地、人合一的問題，中國人對天災有自己獨特的看法，當災難降臨在中國人身上時，中國人往往會變得更加強大，這就是*總理所說的“多難興邦”。最後，參加這場討論的人總算取得一個較為一致的共識：我們正經歷一場激烈的精神鬥爭，也許這是要用一生去問的問題。

我是10月31號去趙海清在綿陽金菊街的臨時住處看望他的，我代表會務組邀請他參加這次會議。北川別的幹部太忙，根本抽不出身，趙海清相對清閒一些。趙海清清閒，是因為他正在養病。上次我們從他身上感受到的旺盛工作精力和從他眼神中讀到的愈挫愈勇的精神沒有了，呈現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副虛弱的身體和一雙有些失神的眼睛。9月27號以後，他在華西醫院做了三次心臟手術，算是又一次撿回了命。從某種意義上說，是董玉飛的死和趙海清的病引起了社會各界對北川幹部現實狀況的關注。

有天，綿陽市委組織部長在黨校主體班學員開學典禮上特別提到趙海清，我才知道他在“5·12”之後又生了一場大病。趙海清生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