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奎利亞”號輪船徐徐駛入黃浦江。馬林剛剛踏上上海碼頭，密探的眼睛便盯上了他。

現存於檔案之中的上海法租界工部局致荷蘭駐上海總領事信，第一二四號，一九二一年六月十七日，G類一五六（所有G類材料統屬荷蘭外交部檔案），總號二三四九，清楚地記載著馬林的行蹤：

“斯內夫利特乘義大利船‘阿奎利亞’號到達上海，住在南京路東方飯店，化名安得烈森。”

這“東方飯店”，實際上就是永安公司樓上的大東旅社。維經斯基一行剛抵上海之際，也下榻於此。

馬林下榻於大東旅社三十二號房間。翌日，他化名“安德烈森”，前往荷蘭駐滬總領事館辦理手續，他聲稱自己的職業是“日本《東方經濟學家》雜誌記者”。不過，當他與中國人交往時，則用了一箇中國化名——“倪公卿”。

馬林的同事、印尼共產黨人巴爾斯偕其十七歲的爪哇妻子，也住進了大東旅社。巴爾斯化名“達姆龍”。

荷蘭駐華公使在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致荷蘭外交大臣的信中，這樣透露巴爾斯夫婦的行蹤：

“巴氏夫婦於六月十日離開上海前往哈爾濱，擬赴西伯利亞，荷屬東印度政府已請我駐上海代理總領事監視其乘火車去哈爾濱的行蹤，日本當局負責監視他們去西伯利亞的情況。”

也就在這封信中，荷蘭駐華公使清楚地點明瞭馬林的身份：

“我通知了中國政府：斯內夫利特系由莫斯科第三國際執行委員會委派前來遠東進行革命煽動的……”

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注視著馬林的一舉一動。檔案中所存信件還表明，就連在印尼三寶壟的馬林的妻子也受到監視，馬林與妻子的通訊被逐封拆查，以求從中獲得關於馬林的情報……

有不少書籍是說馬林先抵北京——

例一，《包惠僧回憶錄》《包惠僧回憶錄》，二一頁，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一九二一年六月間，第三國際派馬林為代表，赤色職工國際也派李克諾斯基為代表，先到北京。北京支部負責人張國燾同馬林等到上海與臨時中央負責人李漢俊、李達等商談發展黨的工作問題，並決定在上海召集全國代表會議。”

例二，《李大釗傳》《李大釗傳》，一一四頁，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一大’前夕，共產國際派馬林和李克諾斯基為代表，來到中國。他們也是先到北京。大釗同志同他們進行了交談，並委派鄧中夏同志陪同他們去上海。”

實際上，現存的上海法租界密探對馬林的監視記錄是準確的，即馬林是在一九二一年六月三日乘“阿奎拉號”抵達上海道夫·賓：《斯內夫利特和初期的中國共產黨》，載《馬林在中國的有關資料》，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在這方面，倒是密探“幫助”了歷史學家！馬林從南方坐海船來華，確實也只可能先抵達上海，而不可能先到北京。

同樣，在那“G類”檔案，亦即荷蘭外交部的檔案中，還有密探們關於馬林行蹤的跟蹤記載：

“斯內夫利特於一九二一年七月十四日離開南京路東方飯店，住進麥根路三十二號公寓。”

麥根路，即今上海石門二路，與北京西路交叉。張國燾也曾回憶說，他去拜訪過馬林，當時馬林“寄居在愛文義路一個德國人的家裡”。愛文義路，即今北京西路。張國燾的回憶與密探當時的記錄相符。

G類檔案中還記載：

“九月底，他到匯山路（引者注：有人誤譯為“威賽德路”）俄國人里亞贊諾夫（Рязанов）家居住。在這個地方一直住到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十日。”

匯山路，即今上海霍山路。霍山路在離市中心較遠的楊樹浦。大抵馬林為了躲避密探的監視，特地住到了僻遠的霍山路，卻仍在密探的監視之中！

倒是應當“感謝”密探們，把馬林在上海的行蹤查得如此清楚、準確，並記錄在案，以至為筆者在七十年後的今日寫《紅色的起點》省掉了很多考證的時間！

第六部分：聚首尼柯爾斯基之謎終於揭開　1

馬林剛到上海，便和先期抵滬的弗蘭姆堡接上了關係。

弗蘭姆堡——Ｆｒｅｍｂｅｒｇ，又譯為福羅姆別爾，在一九二○年一月奉派來華。他本來在俄共（布）西伯利亞地區委員會東方民族部情報局工作。這次來華，他不是共產國際派出的，而是由工會國際聯合會駐赤塔遠東書記處代表斯穆爾基斯派出的。工會國際聯合會成立於一九二○年七月十五日，由蘇俄以及西班牙、義大利等許多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