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一大”檔案，其真實性是毋庸置疑的。令人遺憾的是，《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綱領》英文稿在第十條和第十二條之間，竟缺了第十一條！韋慕庭只能作如下推測：“陳公博的稿本無第十一條，可能是他列印新的一頁時遺漏了，或在第十條以後排錯了。”

第一部分：小引追尋在蘇聯找到了俄文稿

不論怎麼說，美國韋慕庭教授的發現和研究，是對中共黨史研究做出了貢獻。

不過，在一九六○年，哥倫比亞大學印出《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在美國除了幾位研究中國史的專家有點興趣，並沒有多少人注意這本書。

當時，中美處於嚴重對立狀態，兩國之間沒有外交關係。韋慕庭的論文，被浩淼的大洋阻隔。大洋此岸，並不知道中共“一大”文獻在美國被找到的訊息。

中國的中共黨史專家們，也在尋覓著中共“一大”文獻……一九五○年，中國的中共黨史專家發現了一篇蘇聯人葛薩廖夫寫的《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此文的寫作時間，比陳公博的碩士論文晚不了多少時候。葛薩廖夫當時在中國，跟第三國際來華代表有過接觸。這篇文章，有一定的歷史價值。

這麼一篇歷史文獻，竟是從一部藍色封皮、線裝的書中發現的。那部書的書名頗為驚人：《蘇聯陰謀文證集彙編》！這是一部文言文寫的書。沒有標明什麼出版社出版。

經過查證，此書“來歷不凡”：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清晨，奉系軍閥張作霖不顧外交慣例和國際公法，突然包圍、襲擊了蘇聯駐華大使館以及附近的遠東銀行、中東鐵路辦事處、庚子賠款委員會，抓走了在蘇聯大使館西院的中共領袖李大釗。他們還搜查了蘇聯大使館，非法搜去許多檔案，內中便有葛薩廖夫用俄文寫的《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一文。

張作霖下令把搜到的檔案譯成中文（文言文），編成一本書——《蘇聯陰謀文證集彙編》。

這本印數很少的線裝奇書，在解放後被找到一套。於是，那篇《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也就得以重見天日。葛薩廖夫的《中國共產黨的成立》，詳細記述了中國共產黨成立的經過，提到了中共“一大”討論第一個綱領的情況，談及關於綱領的激烈的爭論——可惜，沒有收入第一個綱領的原文。

不過，發現葛薩廖夫的文章，畢竟使人們對中共“一大”的綱領，有了一些側面的瞭解。重大的進展，是在一九五六年九月中共“八大”之後，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前往莫斯科，與蘇共交涉，要求把共產國際有關中共的檔案交還中共。

蘇共經過仔細研究，答應交還一部分。於是，從莫斯科運回了幾箱檔案。

中共黨史專家細細檢視這批檔案，居然從中找到了中共“一大”檔案的俄譯稿！不言而喻，中共“一大”召開之際，第三國際派代表出席會議，把中共“一大”檔案的俄譯稿帶回了蘇聯，儲存在共產國際的檔案庫裡。查遍幾箱檔案，沒有發現中共“一大”檔案的中文原件。於是，俄譯稿被還原譯成中文。在當時，中共“一大”的檔案屬黨內重要機密。還原譯成的中文稿經過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再三斟酌，刊載於內部機密刊物《黨史資料彙報》第六號、第十號上。為了鑑定從蘇聯運回的這些檔案是否可靠，還原譯成的中文表述是否準確，中央檔案館籌備處辦公室在一九五九年八月五日，派陳銘康和李玲把檔案送到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那裡，請這位歷史親歷者作鑑定。整整一個月之後——一九五九年九月五日，董必武寫下了親筆覆函：

“我看了你們送來的《黨史資料彙報》第六號、第十號所載‘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決議’及‘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這三個檔案雖然是由俄文翻譯出來的，但未發現中文文字記載以前，我認為是比較可靠的材料，又‘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一文沒有載明時間，其他兩個檔案上載明的時間是一九二一年，也就是‘一大’開會的那一年，可說是關於我黨‘一大’文字記載最早的一份材料。……”董必武認可了這一批中共“一大”檔案。因此，在美國教授韋慕庭發現陳公博的論文之前，中共已經發現了“一大”的檔案俄文稿。

美國教授聲稱自己是中共“一大”文獻的第一個發現者——這也難怪，因為中共當時沒有公開發表過發現“一大”檔案俄文稿的訊息。嚴格地說，美國韋慕庭教授是中共“一大”文獻英文稿的第一個發現者和鑑定者。

不過，韋慕庭教授的發現，過了十二年之久，才傳到大洋此岸來……那是一九七二年，北京中國革命博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