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即鳴泉）為居正門下士，函中語氣，似不類。徐階、松江人，高拱、新鄭人，所謂“全吳”“愛鄭”者指此。答應天巡撫函所謂“辱回示業已施行”，正指來函“無可挽回”的表示，至於“有欲告我者”一句，是不是對於居正的一種謠言，正取一種欲說不說的姿勢？現在不管他，但對於居正，還是一種威脅。“是僕之所樂聞也”，是一句掙扎的話。

高拱入閣以後，居正所處的是一個最困難的地位，一步一步都需要最大的審慎。熱中的人不肯輕易放棄政權，但是要想維持政權，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隆慶五年居正還遇到一個問題，然而也居然被他度過了，這是膠萊河的問題。

隆慶四年九月，黃河在邳州決口，從睢寧到宿遷一百八十里河水驟淺，江南來的糧船，一概不能北上。在明代這是一個異常重大的問題。明代的政治中心在北京，但是明代的經濟中心卻在南京。一切的資源出在南方，尤其是四百萬石糧食，全賴南方的接濟。從南方到北方，惟一的生命線是運河，運河發生了問題，南方和北方失去聯絡，整個的國家，立刻受到影響。偏偏運河不是我們所想象到的那一條安全的水道，從瓜洲渡江，要經過邵伯湖、高郵湖、氾光湖、寶應湖、白馬湖，這些地方還好；再上去便是洪澤湖，淮水從安徽來，在清口和黃河交匯，這是最大的難關。再上去，從清口到徐州茶城，黃河就是運河，運河要靠黃河底接濟。水量太大了，南方來的糧船隨時有漂沒底危險；可是水量太小了，糧船便要膠擱半途。國家底前途，完全寄頓在這一條毫無辦法、不可捉摸的水道上面，真是太危險了。因此明代一面重視河道總督和漕運總督底職責，一面仍是不時提出海運底問題。海運是從太倉、嘉定沿東海繞成山角，入天津的一條航線。在現代當然是一條很簡單、很安全的航線，但是十六世紀的中國，航海和造船底技術不比現代，所以一路的危險還是很多。有了危險，便不免要犧牲。犧牲人命，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在明代，連皇帝殺一個罪犯，還要經過法司五次底執奏，何況是平常的官吏！隆慶年間，漕運總督王宗沐運米十二萬石，自淮入海，直抵天津，不能不算很大的成功，但是因為八舟漂沒，失米三千二百石，引起南京給事中張煥底彈劾。三千二百石只是不足百分之三的損失，本來不算太大，但是張煥質問，“米可補，人命可補乎？”便無從答覆了。運河既然時常發生困難，海運又危險太大，因此便有縮短海程、避免成山角的提議。這便是膠萊河。

膠萊河出自山東高密縣，分南北二流：南流至膠州麻灣口入海，北流至掖縣海倉入海，這是天然的水道。單憑這一條水道，當然談不上漕運，因此便有人提議在中間另鑿新水道，溝通南端的膠河，北端的萊河，這便是所謂膠萊新河。膠萊新河始終不曾完成，但是卻不斷地湧現在明人底腦際。隆慶五年，給事中李貴和舊事重提，上疏請開膠萊新河。恰恰在隆慶四年黃河再決，高家堰大潰，運河水量不足，漕運中斷以後，這一個問題，重新引起很大的注意。高拱極力主張重開膠萊河，這不是他底好大喜功，而是他底公忠體國。有了膠萊河，漕運便可以由淮入海，由膠州灣入膠萊河，再由海倉口出海直入天津，漕運便利了，北邊底糧餉有了把握，國防問題、經濟問題、跟著膠萊河一同解決，為什麼不要開！居正底公忠體國，和高拱一樣，但是他不能不顧慮到水源的問題。膠河和萊河的分水嶺要鑿，已經夠困難了，還不算是困難的中心；有了水道，便要有水，水從哪裡來？山中不是沒有水，但是不夠行船，更談不到刷沙；在河水不能刷沙的時候，海沙侵入河身，那又怎樣辦？這些問題，居正都顧慮到，但是他更不能不顧慮自己的問題。他底境遇已經困難，他不願意和高拱衝突，最後他想起胡檟。胡檟也是給事中，是高拱底一系，不過他是一個有定見、不隨聲附和的人。居正提議派胡檟查勘，高拱當然同意。胡檟到了山東以後，事情看清楚，他也主張不開膠萊河。居正又安穩地度過一次難關。他和胡檟說起：新河之議，原為國計耳。今既灼見其不可，則亦何必罄有用之財，為無益之費，持固必之見，期難圖之功哉！幸早以疏聞，亟從寢閣。始者建議之人，意蓋甚美，其說雖不售，固亦無罪也。（書牘三《答河道按院胡玉吾》）

始慮新河水泉難濟，臆度之見，不意偶中。辱別揭所云，剴切洞達，深切事理。自勝國以來，二百餘年，紛紛之議，今日始決，非執事之卓見高識，不能剖此大疑，了此公案。後之好事者，可以息喙矣。書至，即過元翁，言其不可成之狀，元翁亦慨然請罷。蓋其初意，但憂運道艱阻，為國家久遠計耳，今既有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