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埃共和國的稱號，把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改為陝甘寧邊區政府。從而使過去革命根據地的工農民主專政的政權變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性質的政權。

自1937年至1945年的抗日戰爭時期：抗日民主根據地改

為特別行政區政府，是實行“三三制”的聯合政府。

抗戰後期，中國共產黨提出了建立包括國民黨在內的各黨各

派的民主聯合政府的主張（毛澤東的《論聯合政府》）。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國體是人民民主專政，政體是以民主集中制為原則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最高行政機關為國務院（1954年前為政務院），地方政府為各級人民政府，從而最終建立了完善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組織結構體系。

中國共產黨不同階段的組織結構體系和政權組織形式，其實正對應著現代企業不同發展階段的組織結構和管理模式。

按照企業生命週期理論，企業的發展可以分為初創期、發展期、成熟期等幾個階段，每個發展階段的組織結構和管理模式也都是不同的。

對於不同發展階段應該用的組織結構和管理模式，許多的企業並沒有做過專門的分析和研究。他們或是借鑑行業內的通行做法，或是在確立一種組織結構或管理模式後，就長期貫徹下去，極少考慮過要有所改變。

殊不知，一種組織結構或管理模式在當前的企業發展階段也許很合適，但是當企業逐漸發展壯大後，當下合適的組織結構或管理模式恰恰有可能成為企業下一階段發展的桎梏。同樣的環境下，採取相同的組織結構和管理模式，有的企業能夠成功，而有的企業卻歸於失敗，很大程度上就是未能探討企業自身的成長過程。

張瑞敏就說過一句話，叫做“我們從不回頭欣賞自己的腳印”。我們可不可以這樣來詮釋這句話呢？企業的不同發展階段都有其戰略重點和任務，如果不知變通，老沉迷於過去的經驗和成就，實際上就等於是原地踏步，也就失去了繼續進步的根基。面對變化了的市場，以及企業不同發展階段中出現的新情況，如果不對管理模式和運營方式加以變革，無論其過去如何輝煌，企業也有可能被無情的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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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以我為主（4）

這種淘汰還往往不是源自於外部，恰恰是其自身。所以說，不關注企業發展不同階段的組織結構和管理模式，不知變通，就有可能自取滅亡。

中國缺少做大和做強的企業，要謀求百年基業，要向世界500強衝擊，中國的企業就必須要研究自身的成長階段，只有把握企業在成長各階段的發展規律，才能更好的運用管理學的各項理論工具，避免照抄照搬，這樣的企業也才能避免病急亂投醫，就如學習最新潮的管理方法一樣，如果引進不當，就會像病急亂投醫，加快企業組織肌體的敗亡，使企業組織陷於不利境地。

共產黨的組織結構的不斷改善和創新，也啟示我們：

當企業處於不同發展階段時，應當研究不同成長階段的組織結構和管理模式，只有建立起動態適用性組織，並注意研究適用性組織發展過程中的不同特點，才能更好地做大做強企業。

共產黨組織結構的特點是“統分結合，動態平衡”，這正是一種動態適應性組織模式，它不但集中體現為不同時期的組織結構都能適用每個時期的需要，形成了一種動態平衡的組織結構體系，而且體現為一種集權與分權相結合的動態平衡過程。

集權是指決策權在組織系統中較高層次的一定程度的集中；與此相對應，分權是指決策權在組織系統中較低管理層次的一定程度的分散。

絕對的集權意味著組織中的全部權力集中在一個人手中，這在現代組織中明顯是不可能的。而絕對的分權意味著全部權力分散在各個執行、操作者手中，沒有任何集中的權力，因此管理也就成了多餘，一個統一的組織也不復存在。在現實社會的組織，可能是集權的成分多一點，也可能是分權的成分多一點。因此，集權與分權都是面對特定的環境來分配的，沒有絕對好壞之分，組織都應該針對特定的環境和戰略來設定組織的集權與分權程度。

在組織結構設計中，要恰當地處理好“集權”“分權”的關係。“集權”和“分權”是一對矛盾的統一體。當權力過於集中時，雖然有助於企業防範各種經濟風險，決策效率高，但往往會影響下屬的積極性，有時決策人物變更或因出差等原因暫時離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