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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之後，曾有很長一段時期呈現軍閥混戰局面。奉、皖兩系都想聯孫作為外援，皆曾派員來粵，洽談討直。孫中山銳意進行北伐；召開國民會議。為集中力量打擊當時的主要敵人－－－吳佩孚等直係軍閥，三方進行了多次醞釀與接觸。

1922年10月，孫中山電召盛白沙來滬，委為全權代表，與皖系代表蘆筱嘉（蘆永祥之子）、奉系代表張學良在滬會談，盛白沙並徇盧、張之請，三人義結金蘭。訂立了孫中山、段其瑞、張作霖三角聯盟。會商聯合出兵討直事宜。

1923年秋，汪精衛等人又到奉天與奉系張作霖本人會談具體行動方案，並得到張作霖支援廣州革命政府軍費50萬元。

“三角聯盟”從此打破了直係軍閥獨霸中原的局面，加劇了北洋軍閥分崩離析，促進了1924年孫中山北上共商國是的局面出現；也為日後北伐戰爭的勝利創造了有利條件。這是孫中山搞“統一戰線”的成功一例。李大釗予以高度評價。他認為“孫中山聯段、聯張，並不是放棄主義，屈服於軍閥的壓力，而是一種策略。但起初的合作，只是南方革命政府與兩個軍閥的協議上而已，一直到了1924年的江浙戰爭的爆發後，三派勢力才真正的將反直三角同盟的關係推向了**。

吳佩孚8月連電豫、皖、鄂等省的直係軍閥，命令他們派兵助蘇。三省軍閥皆想“分一杯羹”，紛紛同意，江蘇督軍齊燮元因此而實力大增。1924年8月16日，蘇齊在南京召開秘密軍事會議，宣佈對浙盧用兵。會上決定成立“討逆軍”，齊自任總司令，劉玉珂為總參謀長，兵分三路進攻浙滬：第一路司令宮邦鐸，下轄中央陸軍第六師、中央陸軍第十九師、江蘇第二師、江蘇第三師、江蘇第四混成旅以及湖北第五混成旅，主攻上海；第二路司令陳調元，下轄中央第二十四師、江蘇第一師、江蘇第二混成旅、江蘇第五混成旅和河南第三混成旅，防守宜興；第三路司令王普，下轄安徽第三混成旅、安徽第五混成旅，主攻浙江廣德。此外，孫傳芳在得到同屬直系的江西督理蔡成勳的支援下，於福建建甌組織閩贛聯軍總司令部，自任齊燮元總司令，委任盧香亭為攻浙前敵總指揮，並與齊燮元遙相呼應。閩贛聯軍下轄中央第二師、中央第九混成旅、中央第十混成旅、中央第十一混成旅、中央第二十四混成旅、福建第一混成旅、福建第四混成旅、江西第三混成旅，主攻仙霞嶺，以拊浙省之背。皖系軍閥明白，浙滬一旦有失，則皖系無立足之地，於是，徐樹錚、吳光新等皖系骨幹齊聚上海，召集馬良、曲同豐等皖系舊將到滬開會。會上，徐樹錚、吳佩孚命令馬孟驤等人“各自暗中招集舊部，編練新軍兩師，以備援助浙江””。

浙江盧永祥為裝備新軍，“飭（上海）製造侷限二十日內，製造炮彈二萬發”。同時，浙江盧永祥請徐樹錚趕赴奉天，向奉天張作霖請求一旦江浙發生戰事，派兵出關牽制敵軍。奉天張作霖認識到浙江問題關係到“同盟”生存與否的大問題，因此派其親信楊毓珣赴杭向浙盧表示：江浙如果爆發戰爭則一定派兵入關協助，並先匯30萬元接濟浙江的盧永祥。與此同時，孫中山亦認為“救浙江、上海即以存粵”，因此決定一旦江浙開戰，即派兵北伐。江浙問題實有“牽一髮而動全身”的重大影響。

浙江盧永祥麾下擁有中央第十師、中央第四師、浙江第一師、浙江第二師、中央第六混成旅、浙江第一混成旅、浙江第二混成旅。收編被孫中山、周蔭人驅逐出福建的臧致平、楊化昭兩部後，又增兩旅，再加上警察、遊緝隊、寧波炮臺守衛、後備隊等，總兵力達到67200人。江蘇自齊燮元繼任江蘇督軍後，為了奪取對上海的控制權，不斷擴充兵力。他以平定蘇、皖匪患為名，派江蘇憲兵司令馬孟驤赴山東之兗州、濟寧一帶招募新兵。江蘇共有五師六旅，即中央第六師、中央第十九師、江蘇第一師、江蘇第二師、江蘇第三師、江蘇第二混成旅、江蘇第三混成旅、江蘇第四混成旅、江蘇第五混成旅、江蘇第七十六混成旅等。另有預備隊、憲兵、警察等，總兵力達到43500人。

海軍情況。江浙戰爭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