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結論。

對於這個草擬的行動計劃，我們並未做出決定。

我之所以要不厭其煩地描述火奴魯魯的討論，這主要有兩點原因：一、我們已接近了重大升級的邊緣——但卻未對其後果或其它的選擇做充分的考察——除非在最後一刻改變主意；二、由於尚未做出擴大軍事行動的決定，政府決定，將向國會提交草擬議案的時間推遲到九月，因為，估計到那時，參議院將會完成公民權議案的審批。以後，批評者們曾指責說，總統在幾個月中一直將議案揣在兜裡，以等候時機——或者說創造時機——使它“溜”過毫無戒心的國會。這純屬無稽之談。

我剛從火奴魯魯返回，參謀長聯席會議的成員（不包括主席）就向我提交了一份備忘錄，他們認為，我們還沒有確定出“對東南亞的合理軍事目標”，並且，也沒有批准“實現該目標的軍事行動方針”。他們提出了兩條方針：首先應當選擇的是，摧毀北越的意志和能力：“次之”的選擇是，中止它對南方起義和暴動的支援。然而，他們卻沒有就任何一條方針提出計劃。

當馬克斯威爾·泰勒閱讀了他們的備忘錄後，他指出，這並不是“我們選擇方案的準確或完整的表述。”他進而對他們的首選方針表示了反對，它將“極有可能會引起升級的風險。”

隨著一九六四年共和黨總統競選運動的白熱化，小亨利·卡伯特·洛奇感到，他應當辭去現職，集中精力去加強他黨派中的溫和派的實力。對於加強美國駐南越隊伍的實力，此時正是一個絕好的良機，首先，需要選派一名儘可能強有力的大使。麥喬治·邦迪、威廉·P·邦迪和我都主動想攬下這個差事，但是，總統選中了馬克斯威爾·泰勒，並還委派了U·亞歷克斯·約翰遜去協助他。除了以威廉·威斯特摩蘭替換保羅·D·哈金斯一事之外，此舉也標誌著，總統已決心採取任何可能的行動，去增加美國對印度支那政策和行動的作用。

在總統決定不派我出任南越大使之後不久，由於一九六四年大選近在眼前，他問我，是否願意接受他副總統競選夥伴的提名。新聞界早已推測過此事——例如，在這一年的早些時候，斯圖爾特·艾爾索普就曾提到了這種可能性。然而，我對林登·B·約翰遜總統非常瞭解，我知道，如果我表示了同意，他以後或許會再次考慮，並撤回邀請的。總之，我謝絕了他的好意。

但是，總統仍有計劃在等著我，八月一日他對我說，在他下一屆任期中，他要我擔任他“主管內閣事務的首席行政副總統。”

林登·B·約翰遜從未解釋過這句話的含義，但他的確常常要求我處理一些防務之外的事務，只要我能夠做的話，我總是滿足了他的要求。

我拒絕了林登·B·約翰遜作為副總統競選夥伴提名的請求，這並不是因為我認為成功的機率極歇—恰恰相反。回首往事，我認為，假如我能有幸來世再生，我將會抓住一切機會去訓練自己，爭取參加競眩在一個民主的體制中，解決眾人間存在的差異，找到大多數人支援的行動方針，使國家的發展有利於每一位公民的生活，這正是一項最為重要的工作。對於一位政治家來說，這既是對他的挑戰，也是他義不容辭的責任。然而，在當時，我還缺乏政治家的素養和技藝，我對此瞭如指掌。

大約也是在這個時候，我們從中央情報局的國家評估委員會收到了另一份評價材料。它提出了一個疑問，總統在幾天前也已提到過這個問題，即：南越和寮國的喪失極有可能在東亞引起“多米諾效應”。既不會負參與決策的責任，也沒有為以前政策進行辯護的必要，這些政府中最高層、經驗最豐富的情報分析專家們做出了這樣的結論：南越和寮國落入共產黨人之手中，將會極為嚴重地削弱美國在遠東的地位。造成這一結果的特殊原因是，長期以來，美國已經引人注目地公開承擔了義務，要阻止共產黨人強佔這兩個國家。失敗於此，將對美國的威望帶來無法估量的損害，並且，在遏制共產主義在其它地區的擴散方面，美國意志的可信度和能力也將受到嚴重的貶低。我們的敵人將會為此受到鼓勵，而在其它國家中，以更大的規模向共產黨人靠攏的傾向，將會出現快速增長的勢頭。

他們繼續說道：除了北越會因為實現了國內目標而感受到直接的歡欣鼓舞外，中國的共產黨人也會受惠無窮。這不僅使他們早已引人注目的自信心得到了進一步的助長，而且，也使他們作為共產主義世界領袖的威望得到了提高。北京的理論認為，未發達國家革命的條件已經成熟，美國是一隻虛張聲勢的紙老虎，地區性的暴動和起義不會導致國際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