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權力，暗中破壞著美國和越南人的計劃，以及打擊著南越計程車氣。還無任何跡象顯示，這種趨勢已到達“底點，”如果在年底之時，這種衰落的趨勢仍不能被阻止的話，南越的反共立場將極有可能無立足之地。

由於並無現成的計劃來阻止“衰落的趨勢，”幾天之後，我們批准那些秘密行動計劃繼續延長四個月，它們原定於五月三十一日結束。雖然，參謀長聯席會議也承認，34A行動計劃到此時還未收到像樣的效果，但他們認為，該計劃還是具有“走向高峰”的潛力。然而，事實證明，在此之後，該計劃的實施仍未取得更大的效果，並且，極有可能，它最終也導致了北越在東京灣（即北部灣——譯者）做出的重大反應。

面對中央情報局令人沮喪的估價，以及聯席會議成員的強烈建議，總統要求國務院和國防部準備一個涉及政治和軍事的綜合計劃，對北越採取逐步升級的行動。結合這個計劃，國務院擬定了一項議案，以期得到國會的批准，同意美國在印度支那地區擴大軍事行動。

這正是一個起源，後來它成為了東京灣議案。此舉正反映了林登·B·約翰遜總統常常唸叨的警戒，即，如果事態的發展迫使我們擴大戰爭，我們也必須避免杜魯門總統在朝鮮所犯的錯誤，即在國會尚未批准的情況下采取軍事行動。除非它也處於“起飛”之中，否則，國會是絕不會對“緊急著陸”負責的，林登·B·約翰遜說。因此，他執意認為，如果他不得不發動軍事行動的話，那麼，在印度支那地區的任何重大軍事行動，都首先要得到國會的批准。三月二十四日，喬治·鮑爾手下的一個小組向國家安全委員會提交了一份草擬的國會議案，該檔案批准總統在南越和寮國政府的要求下，“使用任何手段，包括動用軍隊”來保衛他們的安全。同一天，我們（不包括總統）在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會議上研究了這個草案。我認為，如果總統決定，在未來的兩至三個月中將動用美國作戰（而不是訓練）部隊的話，那麼，我們就應立即著手提交這份議案，否則，我們還需等待時機。

儘管局勢仍不明朗，但是，我們全都認識到，轟炸北越或派遣美軍作戰部隊進入南越，都將會帶來極大的風險。馬克斯威爾·泰勒認為，南越政府的崩潰或勝利都不會在短期內出現，因此，在秋季來臨之前，美軍仍應該按兵不動，而不是擴大行動。三月二十六日，我們與總統進行了會晤，但最終毫無結果。他要求我們與小亨利·卡伯特·洛奇、保羅·D·哈金斯的繼任者駐越軍援司令部司令威廉·威斯特摩蘭，以及費爾特的繼任者火奴魯魯美軍太平洋司令部的海軍上將小格蘭特·夏普進行會見，討論未來的事態發展。

威廉·威斯特摩蘭從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六八年，擔任了美國軍隊在越南戰區的司令員，在導演的眼裡，他的確具有一副標準的將軍形象。他舉止瀟灑、堅毅果斷、極為坦率。他畢業於西點軍校，二次大戰和朝鮮戰爭期間，他均任作戰部隊的軍官，並是美國軍事科學院的前任負責人。威廉·威斯特摩蘭既沒有巴頓那樣的自負，也沒有柯蒂斯·E·勒梅的固執，但卻分享了他們的堅毅和對國家的忠誠。

火奴魯魯會議於六月一日召開，地點在美軍太平洋司令部寬大的會議廳裡。在以前的場合中，至少某些與會者是充滿了信心的，然而，這次則截然不同，幾乎每一位到會者均流露出憂鬱和擔心。小亨利·卡伯特·洛奇仍然對事態的發展抱有樂觀的態度，但是，他的看法極為孤立。

討論圍繞著一份草擬的行動計劃而展開，該計劃在華盛頓已被擬定，但尚未得到總統、迪安·臘斯克或我的認可。其主要的內容包括：一份提交給國會的議案，與河內的接觸和聯絡，以及一系列逐步增強的軍事壓迫行動，其頂點是對北越進行有限度的空中襲擊（這將盡最大可能由南越的空軍來執行）。幾天以前，一份《國家情報特別評估報告》已做出結論，這樣的計劃極有可能導致，河內在支援起義和暴動方面收斂一些，儘管，它同時也強調，河內方面仍有可能一意孤行。

結合這個行動計劃，四方面的事情被進行了討論：無論是向北越發動空襲，還是策劃一場軍事進攻來打擊北越，西貢都還需要幾個月的時間來進行準備；鑑於中國人介入的可能性，幾個師的美軍需要進行部署，以阻止其進攻；美國公眾仍未完全相信，東南亞對美國安全具有重要的意義；最後，國會做出適當的決議將會有助於取得雙重的效果，既可表現出美國的決心，也可教育那個國家。然而，長期以來，我們所面臨的那些基本問題，仍然沒有被提出和進行回答。會議結束之時也未對此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