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責無旁貸地落在了林登·B·約翰遜總統的頭上。在處理越南的問題上，他表現出與前任截然不同的風格。隨著我們一步步滑向越南的深淵，這些問題也變得日趨明顯，令人極為厭煩。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這是一個星期五的下午，當約翰·F·肯尼迪在達拉斯根據安排前去演講時，我正在五角大樓我辦公室隔壁的會議室，與我的高階助手麥喬治·邦迪、預算局的克米特·戈登、以及科學顧問傑羅姆·威斯納一起開會。我們正在對防務預算進行稽核，白宮打算於一月份將其提交給國會。審查這個預算也是我努力工作的一個組成部分，我打算限定本部工作的目標，並確保這些目標與總統對外政策的目標相一致。會議之後，我準備飛往海恩尼斯港口，於感恩節的週末，與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馬克斯威爾·泰勒一起，向總統提交我的計劃。

我們的討論正在進行之中。大約下午兩時，我的秘書通知我接一個緊急的私人電話。我離開了會議室，獨自到辦公室裡拿起了電話機。電話是博比·肯尼迪打來的，聲音似乎顯得格外的孤獨和遙遠。他簡潔而平靜地告訴我，總統遭到了槍擊。

我一時不知所措緩慢地回到了會議室，用幾乎無法控制的聲音，向大家報告了這一訊息。儘管聽起來非常奇怪，但此時我們並未陷入絕望之中：事情來得過於突然，以致於我們並不知道該做點什麼。這樣，我們只能盡其所能地繼續進行我們的審查。

四十五分鐘之後，博比·肯尼迪打來了第二次電話，總統已經身亡了。我們立即中止了會議，人人都沉浸在淚水和沉默之中。

由於還不知道是誰策劃了暗殺，也無法預測將會發生什麼事情，我立即會見了參謀長聯席會議的成員。我們一致同意，按照危機時期的標準，全球之內的美國軍事部隊應進入戰備狀態。幾分鐘之後，博比·肯尼迪再次打來電話，他要求馬克斯威爾·泰勒和我於下午晚些時候陪他去附近的安德魯斯空軍基地，等候運送其兄弟遺體的飛機到來。

博比·肯尼迪一到五角大樓，我們立即登上了一架直升飛機，飛往安德魯斯。我們從波托馬克河上飛過，透過舷窗默默地看著它。我們已經恢復了鎮靜，但仍不知道應該說點什麼。

我們到達安德魯斯後不久，那架藍白相間的總統專機就慢慢地滑行在跑道上，最後停下了，登陸的指示燈仍未熄滅。

博比·肯尼迪轉身對我說，要求我與他一起登上飛機。然而，事情似乎很明顯，對於一個處於極大悲痛中的家庭，此時並不適合外人的介入，我只好推卻了他的好意。

遺體搬下之後，我返回了家中，那些已發生的往事和以後可能發生的事情仍縈繞在我的腦際。約翰·F·肯尼迪與我最初並不相識，但後來我們則親密無間。不像後來的一些政府首腦，他們大多將自己原來的助手拉入行政班子裡，從原來的同僚逐漸發展成朋友關係。我們能夠互相開玩笑，並可以互相大聲嚷嚷。正是由於這種關係，總統之死對我來說，猶如一場巨大的災難。

在家裡，我與瑪格麗特一起勉強吃了點東西。剛剛吃完飯，博比·肯尼迪從貝塞斯達海軍醫院打來電話，說傑基要求我能與她一起等候屍檢的完成。我立即驅車前往醫院，與傑基、博比、以及家庭中的其他人員坐在那裡，一起靜靜地等候著。凌晨時分，我們陪伴著總統的遺體返回了白宮，在那間華麗的東廳裡，棺材被安放在棺木架上，上面覆蓋著一面國旗，這面他曾經為之效力並鍾愛萬分的旗幟，被柔和的燭光照亮了。

這時，人們在將總統安葬在哪裡的問題上，持有不同的見解。有些人認為，應將他安葬於馬薩諸塞州他的家鄉，我說，他並不只是馬薩諸塞州的總統，而是美利堅合眾國五十個州的總統，因此，首都才應是他的長眠之地。

我動身去挑選一塊合適的地方，去了國防部負責管理的阿林頓公墓。這天早晨天色陰暗，下著細雨，墓地籠罩著薄薄的晨霧。看守人會見了我，我們一起並肩穿過了一塊塊環境雅緻的墓地，白色的墓碑散立於各處，標誌著一座座的陵墓。這些美國人都曾為他們的祖國效力，有些是在戰爭時期，也有些就像約翰·F·肯尼迪總統一樣，服務於和平的時期裡。當我們走到卡斯蒂斯—李陵墓的正下方時，我停住了。我抬眼遠眺，目光穿過了紀念橋，甚至在這霧雨濛濛的天氣中，也望到了相距遙遠的林肯紀念堂。“就是這塊地方了。”我平靜地說了一聲。

那天的晚些時候，我被介紹給一位公園服務處的管理員，就在幾個星期之前，這位小夥子還陪同約翰·F·肯尼迪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