爭論反映，鑑於各人抱有不同的動機和目標，對此問題的認識還缺乏一個完全的一致性。

一部分人認為，軍事方面的進展是可觀的，訓練也已達到了足以讓我們撤離的地步。另一部分人則認為，戰局的進展並不令人樂觀，也無證據表明，南越人已得到了卓有成效的培訓。但是，他們贊同我們開始撤離的觀點，其理由是，如果南越人是“可以被訓練的，”那麼，我們在那裡呆的時間已足以取得這一成果了。而如果成果並不明顯，那則是因為其政局的不穩定而導致其無法取得這種成果。還有一部分人——代表了大多數人的觀點——認為，南越人還是可以被訓練的，只是我們的訓練時間還短，不足以取得有效的成果，因此，他們認為，目前水平上的訓練還應當繼續下去。

經過大量的辯論之後，總統批准了我們的建議：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前，撤離一千名軍事人員。按照我的回憶，在沒闡明任何理由的情況下，他做出了這一舉動。總之，由於內心動機的強烈驅使，以及擔心其他人會試圖讓他撤銷這一決定，我敦促他公開宣佈了這一決定，這將使它變成了現實。

這一過程當然引起了爭議，這是不出所料的。儘管，總統反對將“到年底前”的詞語寫在裡邊，但是，他最終還是同意了。他擔心，如果我們宣佈了此事，並且，無法在九十天內完成此舉，那麼，我們就會背上頭腦發熱的罪名。我說，“公佈此舉的有利之處在於，我們可以對國會和人民說，在減少美國軍事人員在南越游擊戰中的出現方面，我們已經有了切實的計劃——南越人民也應逐漸培養隱藏自己的能力。並且，我認為，在面對J·威廉·富布賴特和他人的強烈攻擊時，此舉將是極有價值的。他們認為，我們已陷入了亞洲的沼澤之中，幾十年後都不能自拔。”

總統最終表示了同意，會議之後，新聞部長皮埃爾·塞林傑釋出了這一宣告。白宮的新聞釋出中包括了這一段文字：羅伯特·S·麥克納馬拉部長和馬克斯威爾·泰勒上將……報告說，到本年底之前，美國訓練越南人的計劃將應當進展到這樣的地步，即，受命去南越的一千名美軍人員能被撤回。南越的政治形勢仍然處於嚴重的狀態中……但（鎮壓的）行動（在那個國家裡）還未對戰局的進展造成重大的影響，他們在未來是可以完成此事的。

我們提交給總統的報告，在十月五日早晨，再度引起了人們的辯論。這次爭論變得更激烈了，但是，最後總統還是清楚地說道，對於我們報告中有關政變計劃的部分，他表示贊成。我們是這樣寫的：“此時，還不應採取積極的行動，去推動政府的變換。我們的政策應當是：全力以赴地去確定可以取代現任領袖的人選，並在其一旦出現的時候，與其進行接觸。”總統發出了指示，命令透過中央情報局的渠道，將這一段話語的大意傳遞到西貢去。

幾周之內，總統關於即美國“不採取任何積極的行動，去推動政府的變換”的決定開始傳開了。十月二十五日，在給麥喬治·邦迪的電報中，小亨利·卡伯特·洛奇敦促說道，既然南越的將軍們已密謀多時，並早已開始行動了，故“我們不應該阻止這次政變了。”他推理的基礎是，“即使從賭賭運氣的角度來看，下屆政府也不會像現政府那樣，在工作中錯誤重重，屢入迷途。”為了替總統辯護，麥喬治·邦迪回答說，阻止一場政變的實質在於，我們應當擁有特權，可以審查將軍們的計劃，並阻止那些前途渺茫的行動。

四天以後，在一次總統召集的會議上，我問道，我們在西貢的軍官中，是誰在負責政變的計劃，並且，我注意到，保羅·D·哈金斯可能並不知道，大使館和中央情報局正在幹什麼。博比·肯尼迪在承認自己沒有看過全部的電報後說道，他實在搞不清目前的情況。支援一場政變將意味著，將南越的未來——也可說是整個東南亞的未來——放在某人的手裡，而我們對此人的身份和意圖則一無所知。馬克斯威爾·泰勒贊同道，甚至一次成功的政變也會傷害戰爭中的成果，因為，一個新的政權毫無經驗，只能探索自己的道路。約翰·A·麥科恩對此表示了同感，早些時候，他已說道：“總統先生，如果我是一位棒球隊的管理者，並擁有一名投手，我可能就只會將他關在盒子裡，而不管他是否是一位出色的投手。”迪安·臘斯克則比較長遠地考慮到，如果吳庭豔的政權繼續存在下去，戰爭中所取得的成果則可能逐漸失去。會議在沒做出決定的情況下結束了，總統要求我們於晚上繼續開會。

在下午六時的會議上，總統感到，有必要讓那些南越將軍們明白，他們不可能取得迅速的成功。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