護他的“偉大社會”計劃。如果他的信用差距沒有大幅擴大——這抵消了他建設“偉大社會”的能力——的話，我會同意地的觀點。

與此同時，威廉·P·邦迪列出了一系列行動步驟，包括了總統宣告的各個方面，從通知國會到公告美國人民等，不一而足。這是個非常好的計劃書。作為總統的助手，有強烈自由主義思想的道格拉斯·凱特和約翰·加德納強調說，林登·B·約翰遜還有足夠的時間告訴公眾他面臨的問題和打算採取的行動，並得到他們的支援。道格拉斯·凱特報告說，“目前的批評意見僅代表一小部分對政治現狀不滿的人。約翰·加德納相信，如果只在知識分子中搞一項民意測驗，其受歡迎的程度肯定與其他任何階層的人同樣高。”

但是，威廉·P·邦迪、道格拉斯·凱特和約翰·加德納的建議未被採納。相反，國家已開始執行走向重大戰爭的政策的事實被隱瞞起來了。

為什麼呢？

總統瞭解他所做的決定的重要性，也瞭解他宣佈這項決定的方式所要付出的代價。但他陷入了痛苦的兩難困境：或者找藉口隱瞞事實真相，或者面臨要求擴大戰爭的壓力和他的社會改革計劃的喪失。

我們正在陷入危機之中。

第八章　聖誕節暫停轟炸

——一次未成功的和談嘗試（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九日至一九六六年一月三十日）

我聽人講到結果和後果的不同：結果是我們預期的，後果是我們所得到的。這一點非常適用於一九六五年夏季和秋季我們關於越南問題的預測。現實與預期大相徑庭。當我們開始執行大量增派美軍赴越南的計劃時，我們就發現賴以制定這項計劃的基本戰略有問題。漸漸地，在越南採取軍事行動的種種令人沮喪和煩惱的情緒顯露出來了。我一直相信每個問題都能得到解決，但到這時，我覺得遇到了一個解決不了的問題，一個關係到國家榮譽和人民生命的問題。

我對戰爭的感覺是逐漸變化的，從憂慮到懷疑，灰心，直至極度的痛苦。這種變化不是由於勞累所致，而是由於我對越來越多的人死於非命而我們卻實現不了我們的目標備感焦慮。

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八日林登·B·約翰遜總統釋出公告之後，大多數美國人——知識分子、國會議員、新聞界和普通百姓——表示支援他的決定。八月底、當蓋洛普民意測驗詢問：“你是同意還是不同意約翰遜政府對越南問題的處理？”結果表明，百分之五十七的人表示同意，百分之二十五的人表示不同意，而一個月之前的數字分別是百分之四十八和百分之二十五。九月末，哈里斯的一項調查報告稱，“大約百分之七十的美國人支援這種主張（反對者約百分之三十）：越南應該成為美國在亞洲反對共產主義的基地”。報告指出，“絕大多數人認為越南戰爭將持續數年”。

在公眾對戰爭的支援比任何時候都堅定之際，麻煩事卻越來越多了。在八月五日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上，馬克斯威爾·泰勒——他繼小亨利·卡伯特·洛奇之後任總統顧問，是從美國駐西貢大使任上返回來的——滿懷信心地預言，共產黨的進攻將在年末被擊敗，一九六六年對美國來說是“決定性的一年”。

但在同一天，參謀長聯席會議制定出了代號為“S—Ⅱ—65”的另一項作戰計劃，對馬克斯威爾·泰勒的預言和我們的軍事戰略的基礎提出了嚴重懷疑。與我們能夠實施並贏得大規模地面作戰的想法相反，這項計劃指出，“參與制定計劃的人普遍認為，越共如採取避免與美軍正面作戰的策略將使我們極難發現和確定敵人的方位……越共在叢林戰和游擊戰中的經驗……將會給裝備優良和機動性強的美國正規軍造成嚴重麻煩”。至於空中轟炸，該計劃指出，“大家普遍認為……河內領導層能夠承受我們給予的這種懲罰……理由是，北越的經濟基本上是以鄉村為主的自給自足的經濟……工業生產在整個經濟當中所佔份額極小，即使中斷也無足輕重”。

這份計劃書的結論使我極為不安，但對五角大樓和政府其它部門的其他人似乎沒有任何影響。這也許是因為八月份來自越南的訊息令人鼓舞。美軍在與越共軍隊的第一次重大戰鬥中大獲全勝，這次戰鬥於八月十八日至二十一日間發生在海軍陸戰隊朱萊基地以南的巴唐半島上。這次戰鬥和伯納德·福爾一九六五年秋季在《新聞週刊》上發表的一系列文章使許多人相信美國的努力不會失敗。伯納德·福爾是著名的印度支那問題專家和評論家，他強調美國介入越南的重大意義。

在美軍湧入越南之時，威廉·威斯特摩蘭